邢冬梅，苏州大学 哲学系

 一、IPCC及其作用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各种威胁，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该小组目前拥有2500名世界一流的各学科科学家和专家，有气象学家、地质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社会学家、WMO和UNEP的所有成员等。它的作用是在全面、客观、公开和透明的科学基础上，对世界上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好的现有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信息进行评估。这些评估吸收了世界上所有地区的数百位专家的工作成果。IPCC的报告力求确保平衡地反映现有各种观点，并具有政策相关性，但不具有政策指导性。IPCC已编写了一系列出版物，这些出版物现已成为建立低碳社会相关决策的最重要的依据。IPCC评估报告成为世界历次气候谈判会议的重要科学基础。IPCC所设计的报告要求达到最大化透明度与可说明性，严格地排除政治的角色，如IPCC前三份报告的负责人，英国剑桥大学大气物理学家霍顿（John Houghton）在其著名的论全球变暖的普及性读物《全球变暖：完整的概况》的前言指出，虽然他“相信科学应该被表达到更为广泛的人类价值的语境中”，但他“更偏爱于某些客观的与无偏见的科学”[1]前言。2007年IPCC发布了第四次评估报告，报告中它首次明确指出：“全球气候变暖90％以上是由于人类消费能源的过程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由于引起大气变化主要是温室效应，因此过去50年发生的气候变化，有90％以上的可能是人类活动造成的。”[2]也就是说，人类过度排放二氧化碳的做法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因此，该报告为当前世界各国的碳减排目标之争提供了最权威的科学依据。IPCC无疑享有相当高的声誉与地位，这源于当代社会赋予科学力量以最高的文化地位，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形象通常彰显为科学能够超越社会性的力量，能够为认识自然提供一种真理性视角，而科学家拥有的较高的社会认可又源于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性的认可，因此，气候科学理应具有真理性、客观性、普遍性。基于客观性与价值中立性的科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为这种一般性的社会认可提供了合法性的保证。
    然而，伴随着“气候门”等一系列负面事件的出现，人们有更多的理由去质疑IPCC研究报告的客观公正性。就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的前夕，多位西方国家的顶级气候学家的邮件和文件被黑客公开，这些邮件和文件显示，一些科学家在操纵数据，以支持气候变暖结论，这一事件被西方媒体称为“气候门”，而主角正是IPCC的几位成员。今年年初，IPCC又正式承认，其2007年发表的气候变化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存在重大“失误”，喜马拉雅冰川将在2035年消失的结论严重违背事实[2]。实际上，从“曲棍球门”、“气候门”、“冰川门”到如今的“亚马逊门”，隐含在这些争议背后的是，IPCC报告正在成为国际气候谈判中各取所需的“政治修辞术”[3]3－8。以东英吉利大学的几位研究者为例，在解读相关的科学证据时，他们倾向于认为：其结论越是惊人，其研究越是有希望引起广泛的关注，对他们的学术名声、学术前途也越是有利[4]。当下的气候科学对实证主义的科学自主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的分析指出，“气候门”所涉及的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环境中心等多家研究机构，在近10年中获得的研究经费迅速增长，有的甚至增长了近10倍，而这些研究经费多来自发达国家的政府与企业的资助，为此，一些人开始质疑性地指出气候变暖不过是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策划的一场骗局。同样的政治诱惑也极大地导引着许多科学家的相反的研究方向：几年前气候科学界曝光了另一个丑闻：一些美国的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被发现接受美孚等美国石油公司的经费，故意否认科学证据，他们的研究结果成为当时的布什政府在气候问题上不作为的借口[4]。一时间，气候到底变冷还是变暖扑朔迷离，气候科学背后的政治博弈纷繁复杂，使IPCC落入艰难微妙的政治陷阱。
    二、IPCC的科学困境——“曲棍球门”事件
    IPCC报告的科学性一直备受争议，争议的起因包含报告本身在科学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别有用心的政治干涉（如美国政府）、无法消除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因素等。
    首先，气候科学模型是各取所需的建构。气候变化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对其未来走向的预测带有很强的猜测性。在不了解未来走向所发生的变化的情况下，科学家有责任去评估系统行为的未来，这种评估往往是根据气候科学模型，但气候科学不是完全的受控科学，气候科学模型只能基于不完备的知识构造起来。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拉森曾研究过各种气候模型（如众所周知的大气环流模型或一般环流模型）的可信性是如何获得的。拉森指出：这些模型不能够借助于未来得到检验，因为未来是开放而不确定的，我们无法跳跃到未来从而决定今天的模型是否正确；这些气候模型也不能依据过去的气候科学的数据来得到检验，因为这些数据是依据过去的信息而被较准确地建构，其准确性最多针对过去，而无法针对现在[5]。因而，这些模型具有相当程度的猜测性。这种特性在研究气候模型的科学共同体中得到了普遍认可。如大气科学家凯文·特伦伯思（Kevin Trenberth）说：“所有的模型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是被设计的，它们表现出系统被建模时的简化观点”（转引自Steven Yearley, 2009, 391）。因此，检验气候模型的途径往往就是对不同模型的进行相互比较，不断调整模型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差异；其次，气候变化的计算机模拟也有实际的限制，它相当耗时并花费昂贵：“尽管在计算机能力上有巨大增长，今天，总循环模式的充分模拟仍然需要数以百计小时的巨型计算机工作，这是因为模型制造者在模型中增加的复杂性的速度远比计算机速度的提高快得多。”[6]232再次，研究气候变化科学的不同学术共同体具有不同的学术传统。沙克雷（Shackley）曾研究过这些不同气候模型的科学共同体的不同的“认知生活风格”（epistemic life-styles）。气候模型可以被视为一种对自然的“建构”，在建构全球气候变化的模型过程中，不同学术传统的科学家会选择完全不同的理论前提，反过来，这些选择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其模拟的结果。如某些科学家热心于建构最广泛的模型，认为这是进行有意义的气候预测的一种必要的途径，而另一些科学家关注建构能够描述一般长期趋势的模型，从而使这些模型尽快介入制定政策的过程。总之，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不同的学术传统，不同的国家与组织的利益，不同学术团体的科学家会建造出不同的气候科学模型[7]。结果是：气候模型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计算机模拟的局限性与不同学术传统的差异，所有这些使自发性的或者是目的性的气候科学模型带有较强的建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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