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汽车工业①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这种变化体现在制度环境上，如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权制，行业政策法规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和贸易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汽车生产链条发生重组和整合，跨国汽车公司（MMC）把生产环节进行全球化转移，并纷纷到中国投资。中国的国有汽车企业（SAE）② 利用全球汽车生产空间转移的有利时机，普遍和MMC成立合资企业（IJV），采取了合资发展模式。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全球化背景下，SAE的发展路径有着新的变化。
    一、理论回顾
    对SAE发展路径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制度理论和全球价值理论。
    （一）制度理论
    制度理论研究在制度化过程中，组织间出现趋同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制度环境如何影响组织的结构和运行等问题。其认为制度是由文化认知、规范以及强制要素构成，并与活动和资源相联系，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规则[1]。制度不仅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属性或状态，同样是一个过程，即制度化的过程或非制度化的过程。制度不仅包括各种规则，也包括规则的主体——组织。制度理论从组织角度开展研究，适合于研究组织行为，尤其适合于针对复杂系统进行研究或者是针对因果关系不明确的系统进行研究。这种研究需要理解导致现有制度产生的背景以及变化的驱动力。
    制度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组织趋同现象。所谓组织趋同是指不同类型，处于不同运营环境组织的正式结构与内部规则呈现相似特征的趋势。制度理论运用合法性机制来解释组织趋同现象。而合法性机制的基本思想是，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有力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Meyer和Scott[2] 认为在合法性机制下，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了得到制度环境的认同，各个组织都采用了类似的结构和做法；二是组织之间的相互模仿学习。而DiMaggio和Powell[3] 提出，趋同现象起源于组织面临的制度变化，有三个机制导致了组织形式趋同：一是强迫机制。例如，组织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不然就会受到惩罚。二是模仿机制。即各个组织模仿同领域中成功组织的行为和做法，因为组织面临不确定性的环境，通过模仿那些成功企业的做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三是规范机制。人们在学习专业化技术的过程中同时也学习了基本的行为规范，当这一学习过程完成后，这些行为规范也已经潜移默化。
    （二）全球价值链理论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认为全球价值链（GVC）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GVC作为一种产业组织形式，其组织结构从组成要素到制度层面存在不同的维度，Gereffi和Korzeniewica[4] 从四个方面总结了该类研究：一是“投入—产出”结构，二是地域性或空间布局，三是治理结构，四是制度框架。第三和第四个方面关注的是GVC的空间垂直分离和内在规则，各个价值环节的相互关系，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在什么内在和外在制度环境中运行，国际和国内的制度背景在各个结点上对价值链产生的影响等。
    在治理结构上，Gereffi[5] 认为价值链上众多价值环节中并不是每个环节都创造等量价值，只有某些特定的价值环节（如产品研发、品牌、渠道等）才创造更高的附加值。这些高附加值的价值环节一般就是GVC上的战略环节，谁控制了这些战略环节，谁就是价值链的治理者，而价值链的驱动者或领导企业一般通过控制战略环节而成为价值链的治理者。根据领导企业的不同，Gereffi[6] 把价值链分为两类：购买者驱动价值链和生产者驱动价值链。汽车工业中出现的是典型的生产者驱动价值链，而在GVC的空间垂直分离过程中，生产者驱动价值链中价值环节空间转移现象越来越普遍。Victor和Liu[7] 把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描述为“嵌入式的全球化过程”，制度环境的变化和以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为特征的全球化推动了中国汽车工业在空间上的转移和重组。
    二、制度环境变化和全球化背景下SAE的发展
    按照SAE发展路径的不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汽车工业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83～1993年：在这一阶段，国家重点扶持的SAE和少数MMC成立了有限几家IJV；1994～2003年：不同所有权隶属关系的SAE和MMC成立了多家IJV；2004年至今：SAE纷纷开始研发自主品牌轿车。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