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的模式，正在顺应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规律，经历着从半包容性向包容性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及其家庭在户籍身份和享受均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市民化（蔡昉，2010）。①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经验是，刘易斯转折点到达后，收入分配逐步得到改善(Minami，1998；Moriguchi and Saez，2008)，②进而消费率于10～15年之后止降上升（沈建光，2010），③加快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如果类似的过程在今后10年的时间里得以在中国发生，则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之时，同时将创造出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事实上，居民消费率的显著提升，不仅是收入提高和收入分配改善的结果，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前提。
    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如果政府不能借助收入分配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则会导致社会失序，在更加严重的情况下，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Freeman，1993）。④可见，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收入分配改善的条件虽然逐步具备，但是，最终收入差距的显著缩小，却不是可以单纯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自然而然实现的。从中外经验和教训都可以看到，相应的制度建设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拟提供一些经验证据，从中国实际发生的城市化预测消费需求的潜力和可持续性，同时提出如何把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通过市民化过程转化为未来的消费主体，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
    中国政府一直倡导经济发展方式向内需拉动转变，为此也提出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的要求。这有赖于劳动力流动就业的制度性障碍显著消除，从而劳动参与率的大幅度提高，进而作为结果，普通劳动者收入的较快增长。然而，我们看到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我们的确看到就业的大幅度增长，并形成人类和平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在继续恶化。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关于人口流动可以缩小收入差距的经验，在这里都不再是可信的规律。那么，启动居民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引擎，又会从何谈起呢？因此，我们应该首先澄清不甚了了的关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判断和描述。
    图1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
    许多研究表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指数可以被分解为城镇内部差距、农村内部差距和城乡之间差距，其中，城乡差距的贡献率高达40%～60%之间(Wan，2007)。⑤这意味着，如果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了，整体收入差距也会缩小。图1显示，2003年以后，⑥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率有趋同的趋势，从最悲观的角度来解释，这也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受到了一定的抑制。
    更进一步，实际上，农民工的打工收入有相当大的部分没有得到统计。首先，目前有大约3000万举家外迁的农民工家庭，其收入几乎全部被统计体系遗漏。其次，城乡人口和家庭的划分对住户调查中收入统计产生很多影响，使其成为不完全的统计（蔡昉、王美艳，2008）。⑦
    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有过较高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差距缩小的过程。一般来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不是再分配的结果，而是劳动力大规模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结果。因此，如果农民工工资收入在统计中缺失或不完全，则难以准确地判断城乡收入差距。根据统计资料，200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而根据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计算，⑧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流动家庭人均收入则为17070元，是农村人均收入的3.3倍，与城镇人均收入基本持平。
    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说城乡收入差距已经缩小，但是，如果把农民工的收入如数统计上来，无论是作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一部分，还是作为城镇居民收入的一部分，都会起到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足够适宜的数据做这种修正。⑨但是，2009年城镇已经有1.45亿农村劳动力务工，他们的工资已经在上涨，却是一个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且持续因素。因此，在讨论扩大消费及其相应政策问题时，应该把农民工群体作为研究的重点，关注其工资上涨幅度、可持续性及其影响。
    二、农民工工资上涨的事实与趋势
    我们需要回答农民工的收入在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其走势究竟如何，是否足以影响整体收入分配状况等问题。在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观察并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看中国经济发展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经济长期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为特征的二元经济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转型，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逐步消除，特别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不断自由化，加快了就业结构的非农化进程。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城镇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发育，逐步消弭着长期存在的冗员现象，下岗职工和登记失业者通过再就业以及退休等方式被消化，人力资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由市场配置和调节。因此，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刘易斯所预期的，一旦现代部门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超过劳动力供给速度，经济发展即到达一个转折点(Lewis，1972)。⑩换句话说，刘易斯转折点是指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现行工资水平下的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不够了，而是需要提高工资才能保持劳动力供给满足需求。
    普通工人的工资以更快速度上涨是供求关系转变的直接体现，是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重要特征，因而也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最主要的证据。利用国家统计局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城镇总体和分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及其变化（表1）。在可以获得的16类行业数据中，我们选择了两个使用非熟练劳动力较多的行业，对实际平均工资的变化进行描述。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个行业在2003年以来，始终保持着实际平均工资的快速上涨趋势。
    由于城市劳动者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就业的职工享受着工资保护(Knight and Song，2005)，(11)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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