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于宾/朱廷珺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06)08-0061-04
    一、贸易条件的含义及深化
    贸易条件本身有多种含义。价格贸易条件即净贸易条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 NBTT)，表示为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NBTT=P[,x]/P[,m])，它反映的是单位出口商品的进口能力。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仅凭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是不能充分说明一国在贸易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位置的，更不能说明一国贸易状况的绝对恶化，因为从整个国家看，即使单位出口商品的进口能力下降，一国也可以通过出口数量的增加来增加收益，提高总体进口能力。在历史上，英国、日本等国都经历过一段较长时期的价格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但那些时期恰好是这些国家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稳步上升的时期。因此，除了进出口价格比外，出口数量也被考虑进来。
    收入贸易条件(Income Terms of Trade, ITT=NBTT· EX=[P[,x]/P[,m]]·EX)表示为净贸易条件乘以出口数量，这意味着即使在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下，如果一国出口数量增加，其贸易条件也可能改善。其缺陷在于反映的是一国出口能力变化的一个绝对量，不能准确反映一国贸易利益的变动情况，也无法说明在国际贸易中交换双方谁相对得益更多、谁相对得益更少这样一些具有强烈对比性的问题。
    要准确反映一国贸易利益的变动状况，还必须考虑生产要素的交换比例，即必须结合出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Z[,X])和进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Z[,m])来分析贸易条件。要素贸易条件分为单要素贸易条件(Single Factor　Terms of Trade, SFTT)和双要素贸易条件(Double Factor　Terms of Trade, DFTT)。单要素贸易条件主要考虑出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SFIT=NBTT·Z[,X]=P[,x]/P[,m]·Z[,X])，双要素贸易条件则兼顾出口与进口两种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DFTT=NBTT·[Z[,x]/Z[,m]]=[P[,x]/P[,m]]·[Z[,x]/Z[,m]])，这就是说，一国从贸易中获得利益的大小，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相对上升或下降的幅度是否超过了价格相对下降或上升的幅度，而不是取决于价格贸易条件本身。许多经济学家，如 Viner、Baldwin、Morgon、Haberler等都将双要素贸易条件视为最重要的贸易条件概念。上述三个贸易条件指标中，以价格贸易条件最为常用，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习惯于将贸易条件简单地理解为价格贸易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收入贸易条件特别是要素贸易条件的数据资料和相关计算比较困难。
    穆勒的相互需求方程式、马歇尔的提供曲线概念、陶西格的净实物贸易条件是最早的贸易条件思想。对贸易条件研究的热潮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引发的。
    二、贸易条件恶化论的论争及发展
    （一）贸易条件恶化论的提出及主要观点
    贸易条件恶化论是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 1949年5月向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提交的《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报告中提出来的。普雷维什经研究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原因为：(1)技术进步的利益在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的分配；(2)贸易周期运动对中心与外围的不同影响；(3)初级产品不利的需求条件。
    “普雷维什命题”一问世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议。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西方激进经济学家多支持这一学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则对贸易条件恶化论进行了批判。雅各布·瓦伊纳指出贸易条件恶化论中把农业和矿业等初级产品等同于贫困的推论是没有意义的，农业并不等于贫困，工业也不等于富裕。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取决于其在农业或工矿业中的比较优势状况，而不是取决于其所从事的产业部门的特征。同时瓦伊纳还指出，这种理论没有考虑初级产品与制成品在质量上的不同变化，因而存在偏差。
    戈特弗里特·哈伯勒认为，贸易条件恶化论的解释是错误的，推断是草率的，政策结论是不负责任的。首先，以“比较成本说”为理论基础的国际分工同样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利益。其次，普雷维什使用的统计资料完全以英国进出口贸易指数为基础，并不具有代表性。再次，不能完全用制成品与初级产品来分别代表中心与不发达外围各自的出口品。此外鲍德温、哈伯勒和杰拉尔德·迈耶等学者指出，普雷维什所论及的净实物贸易条件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只有收入贸易条件(ITY)和要素贸易条件(FTT)才能确切反映这些国家的贸易状况。
    面对上述批判，普雷维什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贸易条件恶化论进行了新的一系列论证，西方经济学家M.J.弗兰德斯、哈里·约翰逊又针对其解释展开了新的批判。保罗·贝罗奇认为普雷维什证明其命题的过程至少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错误：(1)比较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的相对价格时所选择的最后期限不当；(2)使用英国工业品的出口价格指数来代表整个世界工业品的出口价格指数同样是不恰当的；(3)没有考虑制成品与初级产品计价方法上的不同，没有考虑运输成本对双方的不同影响。他得出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改善的论点。
    面对西方学者新一轮的批判，普雷维什坚持认为贸易条件恶化论是正确的和有说服力的。他认为，“这个论点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只要存在不平等的“中心—外围”体系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条件恶化论就不会失去其生命力。
    （二）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汉斯·辛格注意到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出口制成品的事实，开始将贸易条件恶化论拓展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比率高于发达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比率；(2)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比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下降得更快；(3)初级产品占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较高比重意味着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对他们的影响更甚于发达国家。由此认为发展中国家以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代替出口初级产品，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结果只能是转换了贸易条件恶化的内容，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问题。
    1958年巴格瓦蒂将贸易条件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提出了“贫困化增长”命题，该命题认为，经济增长带来的产量提高可能会被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所抵消，从而使本国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绝对下降。
    Cypher & Dietz(1998)在普雷维什思想基础上分析了技术进步条件下贸易条件恶化的经济效应，他们建立了一个2×2的南北贸易模型，他们认为贸易条件恶化必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受阻，永远无法实现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convergence)。
    中国学者董国辉(2001)认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贸易条件恶化论可能变得更加复杂和包含更多的内容。不仅包括贸易条件恶化论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几种表现，还会包括以下内容：(1)外围国家工业制成品与中心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2)外围国家初级产品与中心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3)外围国家之间的初级知识产品与中心国家的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严灿(2005)也指出贸易条件恶化的内容随世界科技水平的发展在三种技术层次的国际交换上变化。
    三、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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