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研究经济过程和经济规律时，在一些情况下，可以从研究宏观经济的规律出发，进而研究微观经济的规律。马克思对生产价格的研究正是这样做的。马克思不是直接从单个资本自身出发，而是把单个资本看作社会总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直接从单个资本的利润出发，而是从社会总利润出发。他指出：单个资本“不是得到了本部门生产这些商品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而只是得到了社会总资本在所有生产部门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总剩余价值或总利润均衡分配时归于总资本的每个相应部分的剩余价值或利润”[1](P177)，从而得出平均利润，说明了生产价格。
    西方经济学长期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将二者割裂开来。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个缺陷，正在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四、一般经济规律与其社会实现形式
    马克思说：“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5]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自然规律”，是指一切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的经济规律。这种规律只与生产的社会技术条件有关，只与生产关系的共性有关，而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无关。它们是最抽象、最一般的规律。这些最抽象、最一般的规律在不同社会中有不同的、特殊的、具体的表现和实现形式。这些特殊的具体形式，就是一般经济规律的社会实现形式，它们是由各个不同社会的经济条件，包括生产关系和技术条件所决定的。一般的抽象规律是特殊的具体规律的内容，特殊的具体规律是一般的抽象规律的表现和实现形式。
    经济范畴也是这样，也存在一般的抽象范畴和特殊的具体范畴。前者是由生产的一般条件决定的，后者是由一般范畴所在的特殊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1](P990)“在任何社会生产（……）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1](P992)这就是说，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是一切社会都存在的一般经济范畴，而剩余价值这一经济范畴正是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的具体的经济形态中的特殊的具体的存在形式。马克思还指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一切社会生产的条件，所以它们是在一切社会中都存在的一般经济范畴；在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经济形式中，生产资料以不变资本的形式存在，劳动力以劳动力商品的形式存在，进一步在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中，以可变资本的形式存在。因此，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些经济范畴正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些一般的经济范畴在资本主义这一经济形式中的特殊的具体的存在形式。
    斯大林曾指出：“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如果仅仅看到这个形式，而看不到它的基础，看不出它那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生效力的基本内容，就是一点也不懂这个理论。”[6]斯大林所说的“基本内容”就是一般的规律和范畴，“这个形式”正是它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具体形式。
    任何规律和范畴都有它的一般内容及其具体的特殊形式。在经济学研究中，把握一个经济规律或范畴时，必须明确区分它的一般内容和具体特殊形式，不仅要看到规律和范畴的特殊形式，而且要看到它们的基本内容；同时，还必须找出一般内容存在的一般条件和决定它的具体特殊形式存在的特殊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并把二者区别开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全面地把握一个经济规律或范畴。
    如果已经把握了一个一般经济规律或范畴，又了解了一个特殊的具体社会经济条件，我们就可以由此推知和把握在这个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特殊的具体的经济规律或范畴。我们可以首先从最一般的经济条件中找出最抽象的经济范畴，然后逐步代入特殊的经济条件，找出各个具体的经济范畴。这就是方法论上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过程。
    从特殊的具体规律和范畴出发，找出它的一般内容，是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过程。从一般规律和范畴出发，找出特殊形式，是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过程。二者都是抽象法的具体运用。
    混淆一般范畴和规律与其特殊的社会形式，会在理论上造成巨大的混乱。例如，西方经济学总是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特殊经济范畴说成是社会生产的一般范畴。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基本假定是它的出发点，而这些假定都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例如，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前提是所谓“经济人”假设，即假定经济主体是自私的，是谋求自身最大利益的。实际上，这个假定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因为自私观念作为意识形态，是在私有制这个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是私有制这个经济关系的最典型的上层建筑。再如，厂商理论假定厂商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这实际上也是以厂商的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因为厂商的私有产权是“利润最大化”的充要条件。又如，宏观经济学中的“投资与储蓄分别决定”假定，同样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这是因为在公有制条件下，社会可以依据储蓄来调节投资，二者并不一定就是分别决定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由于投资和储蓄主体的动因不同，二者才一定是分别决定的。然而，西方经济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自然的、永恒的，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既定的基点，将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经济规律和范畴看作是社会经济的一般规律和范畴。因此，西方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关系及其演进，也不从生产关系出发研究经济现象，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既定的基点出发研究经济现象。由此，西方经济学便产生了一系列内在矛盾和理论困难。[7]
    总之，任何经济规律都有其自身的内容、存在原因与条件，同时，任何经济规律都必须通过一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过程才能够实现。在经济学研究中，我们要自觉地将经济规律自身的内容、存在原因与其实现机制和形式区别开来，不仅要研究经济规律自身及其原因，而且要研究它们的实现形式，研究经济规律自身及其原因与它们的实现形式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对经济规律有全面的了解，对经济过程有科学的认识。
    ［收稿日期］2006-07-27
    注释：
    ①“达尔文……忽视了重复出现的个别变异的原因而注意这些变异普遍化的形式，这是一个缺点”。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
    ②马克思：“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对于生产价格，马克思指出：“从长期来看生产价格是供给的条件，是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商品再生产的条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2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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