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放松管制、引进国内资本是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必然方向
    以上分析实际上使我们置身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产权改革需要外资的参与，且仅仅是需要外资的“参与”；另一方面，如果仅仅是吸引外资部分参股原国有性质的商业银行，由于国有股权仍然占多数，国有银行在治理机制上的根本缺陷并未真正解决，外资股权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的积极性和能力都极其有限，商业银行的效率很难得到根本改进提高。这样，我国商业银行产权改革面临着多方面约束：(1)我们需要外资银行在公司治理和商业银行管理技术上的优势；(2)我们不能把民族银行业拱手送给外资；(3)如果国有股权在商业银行股权中的垄断地位不变，公司治理机制很难真正改变；(4)与零散股权相比，我们更需要战略投资者的投资。现阶段我国银行业产权改革的解只有一个：在已经引入外资银行的情况下继续引进新的、非外资的战略投资者，也就是引入国内资本参与国内商业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基于产权改革的目的，国内的战略投资者应该是非国有性质的。
    通过国内资本的引入，既对国有股权进行有力的制衡，又可以避免国内银行业落入外资之手。一旦形成国有股权、外资股权和国内非国有股权相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外资银行也会更有积极性和能力改变参股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而且，为充分发挥外资银行的积极作用以及考虑到国内资本缺乏管理银行的经验，在我国非国有资本进入国内银行的初期，可以采取“抓紧股权、放手管理权给外资”的方式。比如，在济南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中，民营企业力诺集团在持股15％成为第一大股东两年后才在董事会中获得一个席位，而外国投资者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入股11％后马上在董事会中获得席位。有人认为这反映了内外资受到不公平待遇。⑥其实问题没有这么严重，发挥外资所长正是现阶段国内商业银行引进外资之后的首要目标，只要内资控制住股权，就永远不会被歧视。
    (四)完善的资本市场是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重要外部条件
    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导致多元化的股权结构，而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必然要求一个市场化的流通机制。Clarke、Cull和Shirley对澳大利亚国有银行产权改革案例的分析得出分散化股权结构发挥治理作用必须以发达的股票市场和信息机制为必要条件的结论。其实，即使对于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集中的股权结构，一个高效的股权流动机制也是必须的制度环境之一。因此，发展资本市场建立健全资本的流通及其保护机制是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
    　　三、当前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产权多元化改革并非完全消除商业银行的国有股权
    尽管理论分析和实践发展都证明，实现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产权多元化、降低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股权比例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健全公司治理机制、改善经营状况、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然选择。但如前文所述，国家对商业银行的股权持有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普遍现象。产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博弈的结果而非起点。[3]因此，国有股权的普遍存在必然有其根据所在。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或国家参股商业银行的理由中至少有一个对我国而言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在我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向深入、迅速开放、迅速融入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保持国家对金融部门一定程度的控制对于保持金融稳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进一步推动改革的深入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商业银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一个渐进过程
    正是基于对稳定性的考虑，即使国有股权下降甚至完全退出是必要的，这种下降或退出也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直到目前为止，支持我国银行体系稳定运行的根本因素依然是国家信用。[4]应该说，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早已“在技术上破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低下，许多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甚至于连自身资产规模都理不清楚，个别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还发生了挤兑甚至最终破产。但是，从现实角度观察，到目前为止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发生的危机都由国家埋单并最终得到妥善解决。但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发生的银行危机都是局部的、偶发性的和小规模的。
    如果我们承认国有产权内含的政府因素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逻辑起点，那么我们也应同时承认，产权改革本身同样意味着政府对银行保护程度(包括信用保护)的下降。而在问题的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我国银行业的开放度在不断加强，外来冲击会越来越频繁和巨大。在当前我国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法律法规体系、监管框架、风险防范机制以及危机救助机制都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如果国有产权在短时间内急速退出，一旦由于储户信心不足、经济波动或是其他原因引发银行业的连锁反应，银行危机很可能是全局性的、大规模的。到那时，政府即使想施以援手，恐怕也会力不从心。
    (三)对内资开放是商业银行产权多元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银行的产权多元化改革需要吸收不同性质的资本参与，既包括来自国外的资本也包括来自国内民营企业甚至个人的投资。而当前商业银行产权改革侧重于对国外资本的吸收，对国内资本的入股则相当谨慎甚至排斥。银行业产权改革中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存在不平等现象。
    1．市场开放程度的不平等。签署加入WTO的协议后，中国政府以强有力的实际行动积极主动地推进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我国银行业市场开放的程度已超过了当初的承诺。而在对内开放方面，监管当局却表现得异常谨慎。例如，监管当局将单一外资股权比例提高到20％和合计外资股权比例提高到25％，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单一内资股权比例至今还受到严格限制。
    2．对外资和内资期望值上的不平等。尽管国内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但在参股的过程中，中外资本差别对待，内资承受了歧视性政策。当外资参股中资大银行时，监管部门的第一步是财务重组，剥离不良资产，将资产负债表健康化，不让外资背包袱；当民营资本参股城市商业银行时，监管部门却又总想让新股东帮助消化已有的不良资产包袱。[5]
    这种做法实际上使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得以以较低的风险和成本代价控制国内银行业的优良资产。从战略角度讲，这不仅造成利益外流，而且会影响我国民族银行业在未来全球银行业竞争中的地位。因此，在商业银行产权多元化改革进程中，进一步对内资开放，吸收民营甚至是国内个人资本进入具有重要意义。
    (四)商业银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
    国有银行产权改革成败与否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们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尽管国有银行产权改革的直接动因来自于对效率的追求，但银行产权改革最坏的结果却远非不能实现预期的效率改进这么简单，它还会给全社会带来负担。国有银行产权改革本身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因此，银行产权多元化战略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与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监管环境相结合。为进行产权改革进行的先期准备(破产法、有效监管体系的建立、存款保险框架的确立，等等)、产权改革程序的具体操作(改革的次序安排、国有产权转让合格的竞标者的确立，等等)，以及政府对公司治理机制模式的选择(所有权结构、外资参与水平等)，都可能成为影响国有银行产权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历史经验表明，银行体系的产权改革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和一个高效的监管体系做保证，很容易导致金融危机。
    注释：
    ①Special Issue on Bank Privation，edited by George R．G．Clarke，Robert Cull，and William Megginson，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Vol 29，August/September(2005)．
    ②在Clarke、Cull和Shirley(2005)原文中，共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国有银行产权改革与效率关系的五个命题，这里只是基于本文的研究需要转述了其中与我国当前银行业产权结构改革高度契合的三个命题，其他命题参见原文。
    ③墨西哥随后还发生了系统性金融危机，银行被重新国有化。
    ④这里强调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之一的特性而非战略投资者的共性，即对外资银行入股或控股后商业银行效率改进原因两种判断中的第一种判断成立。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www．mofcom．gov．cn)，2005年5月10日。
    ⑥人民网·山西视窗(http：//sx．people．com．cn)，“银行扩资为何嫌民自爱外资”，2005年11月30日。

【参考文献】
    [1]George R.G.Clarke，Robert Cull and Mary M.Shirley．Bank privatiz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summary of lessons and findings[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05(29)，1905-1930．
    [2]欧阳建新，魏文军．银行业改革的路径选择[J]．改革，2005(4)．
    [3]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裴平、卢授永．产权结构调整：新时期我国银行业改革的取向[J]．当代财经，2004(10)．
    [5]刘海云，魏文军，欧阳建新．基于市场、股权和资本的中国银行业绩效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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