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12.1；F24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7）05—0074—008
    20世纪最后十五年，东欧和原苏联等国见证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这些国家在痛苦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包括在国内各个地区和城市之间，以及这些国家与西方工业国家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必然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和重新配置。
    在评价转型期间劳动力市场配置资源功能时，我们必须重点关注如下问题：第一，什么样的部门调整对劳动力流动是有效率的；第二，在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哪些劳动者群体容易受到结构性失业的冲击；第三，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供应）如何影响劳动力流动性。
    我们认为，人口、就业和市场需求对于劳动力迁移和流动具有重要作用。转型国家普遍面临的劳动力重新配置的低效问题主要是由于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是国内因素，如缺乏住房市场，企业重组不充分以及交通运输基础建设薄弱等；二是国际因素，如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性政策、转型国家的地理位置以及流动倾向等。此外，在考察转型国家劳动力流动时，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欧盟东扩问题。Fidrmuc等人对欧盟候选国人口迁移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分析并预期，指出加入欧盟后，捷克、波兰等转型国家流向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劳动力数量将温和放大；第二，时滞问题。劳动力迁移作为调整和减轻地区差异的机制，它的效果可能在长期中才能体现出来[1]。
    一、转型国家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
    （一）转型国家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
    20世纪90年代前半叶，转型国家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所有转型国家工业部门的就业结构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受转型的结构性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最大的两个产业部门——工业和农业——受到影响最大，而原先并不重要的部门如今成为创造和吸收就业最多、最快的部门，如金融服务、贸易、旅游、餐饮以及公共服务等部门。
    从劳动力流动情况看，相对于独联体国家而言，中东欧国家的劳动力明显地流入金融、贸易和旅游等服务部门，而农业和工业部门就业人数显著下降。在更换职业的劳动者中，有一大半改变了所在就业部门。这种重新调整就业结构的方式在处理长期性失业问题上比较有效。一些中东欧国家，如捷克、匈牙利，失业和就业人员的变化对市场需求比较敏感，从而在经济稳定或者增长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劳动力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资源配置效率较高。
    Basu、Estrin和Svejnar，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初，相对于产出和工资，中东欧国家有较高的就业弹性。由于实际工资相对于产出下降的幅度更大，因此，就业下降幅度不如独联体国家那么剧烈。而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后，由于实际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曾一度上升，实际工资率出现上升趋势。此外，中东欧国家劳动力在工作岗位之间的流动性也相对较高。在1994年到1996年经济恢复和稳步发展时期，不同职业之间的更换非常频繁，部门结构的转换速度也逐步加快，直到1998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后，这种工作转换才开始减慢，同时失业期限结构有所恶化[2]。
    从具体产业部门的就业变动情况看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工业部门普遍下降。从就业人员的绝对数量看，转型期间所有国家都呈现下降走势。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进一步考察工业部门在总就业中所占比重指标：第一种情况，有明显下降，以独联体国家居多，如俄罗斯、乌克兰、阿塞拜疆等，立陶宛、斯洛伐克等国转型期间工业部门吸收就业能力也有明显下降；第二种情况，下降幅度不大，如捷克、匈牙利、波兰等国，还包括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如果考察转型国家建筑业的就业变动情况的话，我们发现，除了捷克建筑部门就业有所增长外，其他国家均出现下降局面。
    第二，农业部门有升有降。转型期间农业部门的就业变动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除了阿尔巴尼亚、立陶宛和罗马尼亚外，绝大多数的中东欧国家农业部门的就业都显著下降，而许多独联体国家的农业部门在转型期间吸收劳动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趋势；俄罗斯、摩尔多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少数几个独联体国家农业部门的就业情况基本不变或者有所下降。
    第三，服务行业情况各异。从服务业整体上讲，它是转型国家创造和吸收就业增长最快的产业部门。但是就其中具体各个行业来看，转型国家之间又呈现各种各样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比如说，批发和零售业的就业比重在捷克、爱沙尼亚、克罗地亚等国是上升的，而在波兰、匈牙利、俄罗斯、乌克兰等国是下降的；同样，金融和保险业就业在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等国呈现增长趋势，而在拉脱维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却基本维持不变。
    （二）转型国家地区之间的人口和劳动力流动
    从全球和地区水平看，转型国家是构成人口和劳动力向外迁移的主要地区。在1987年以前，转型国家国际范围内的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并不稳定，并且受到政府当局的严密控制。1980年到1989年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平均每年从现在的转型国家地区接受13万移民。这一时期，中东欧国家如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人口流动相对来说比较频繁。80年代后半期，转型国家开始放松对公民出国旅游的限制以及其他国家移民和劳动力的进入要求，1987年到1989年，至少有两百万人从转型国家地区向外流出，而其中一半来自于波兰。
    数据显示，移民数量在转型初期达到了历史性高点。1990—1994年，市场经济国家平均每年从转型国家地区接受超过100万人口规模的移民，而转型国家内部之间的迁移更加庞大，每年约有150—200万人在这些国家之间进行流动。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更是加剧了国家之间的流动。原来属于国家内部地区之间的流动如今成为真正的国际性流动。此外，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外，其他国家政权的频繁转换以及不断上升的民族矛盾，甚至武装暴力冲突，也大大加重了人口流动比例，但这种性质的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并不具有长期性。90年代后期长期性流动有所下降，主要是武装冲突减少、移民接受国加强了移民政策以及难民政策等原因。到了1998年，转型国家进入到市场经济国家的移民数量只有90年代初的三分之一，而从其他国家流入转型国家地区的规模数量却基本不变，这导致了转型国家地区净迁移率（移出减去移入数量）的下降。同时，转型国家地区内部之间的迁移率也减少至当初一半的水平。
    美国、德国、以色列、瑞士、意大利和加拿大是转型国家移民的主要目的国和接受国。在转型国家地区内部，民主改革加剧了国家之间的多样性，一些国家因为政治和经济条件恶化而出现人口和劳动力大量移出的局面，一些政治和经济形势趋好的国家在90年代也接受大批的别国移民。整个90年代，有五个国家总体上保持了正的净移入，它们是克罗地亚、捷克、俄罗斯、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其他转型国家总体不太平衡，在1990—1995年间，有些国家出现很高的净移出比例，其中波黑（－43‰）①、南斯拉夫（－15‰）、吉尔吉斯斯坦（－12‰）和哈萨克斯坦（－11‰）排在年均净移出率的前列[3]。90年代后半叶，大多数转型国家迁移比例开始下降，而哈萨克斯坦和阿尔巴尼亚却成为少数几个在整个90年代都经历净移出的国家，贫穷和战乱也许是最主要的解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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