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产业转型与产业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产业转移以及高技术进入成熟期，以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成熟产业集群快速成长的同时，发达国家或地区也进入新的产业重组和战略转型期。随着以IT产业为代表的大部分高技术产品降格为普通商品，促使发达国家通过加快产业转移、技术升级等一系列的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不断完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体系，形成产业集群竞争优势。
    期间，发达国家加快产业转移，一是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技术研发能力。有关研究估计，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仅为美国同业的1%，到2003年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大约为5%，而且劳动力长期过剩。而麦肯锡公司的研究证实，跨国公司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一美元，就可以降低成本58美分，并将节约的钱投资新技术研发，同时，跨国公司回购转移的廉价生产的技术产品，可以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增强市场竞争优势。二是为了适应全球市场竞争的变化，不断保持领先优势，推进企业在全球的战略转型。
    作为全球第五波次产业转移的承接地之一，中国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技术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在技术领域，有关研究证实，目前韩国与中国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大约为6.3年，而到了2010年将会从目前的6.3年缩短至3年。2004年10月韩国产业技术财团对半导体、建设机械、数码家电等30个核心配件的韩中之间的品质、技术竞争力差距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如果把发达国家的技术竞争力作为100，去年呈现87比68的两国之间技术差距，到了2010年将缩小到99比90。特别是以半导体为例，从去年的8.3年将缩短到2010年的3.7年；建设机械从5年将缩短至1年；染料从3.6年将缩短到1.3年。同时，数码家电从12.6年将缩短到4.3年；造船从11.3年将缩短到8.6年。韩国相关产品的平均品质水准为94，中国为73，呈现出了4～7年的差距。韩国产业技术财团认为，中国在品质、技术方面的竞争力迅速上升，再加上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基础科学的支持，两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将进一步加深，产业转移将进一步加快。目前，40%以上的韩国企业在中国有投资。如韩国三星电子公司拟将产能的四分之一转移到中国，产品范围涵盖液晶显示器、内存芯片、家用电器等多个领域。而在中国的日本家电企业，三洋已有38个企业，日立有64个企业，东芝有20个企业，松下达到59个。有关调查表明，日本企业未来最有前途的对外直接投资场所中国仍然居于首位。
    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产业高技术发端地的美国、日本等加快了企业的战略调整和技术转型。新的转型路线图使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开始追求综合实力、高附加值的产业战略调整。而技术升级由“IT革命”升级到“ID(Information Digital)革命”时代。比如，日本结束了研发领域的“拿来主义”、“批量生产”、“扩大市场规模”等传统做法，以“新眼光、新技术、新产品”进入了“产业制造”变为“产业创造”的阶段。通过掌握全球90%以上的数字技术专利，实施“脱离计算机，向数字家电进军”的战略，抢先利用先进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目前，日本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综合技术实力包括：环保型直喷式汽车发动机占全球市场的46%，新型手机占全球市场36%，超高速光通讯和光盘文档技术占全球市场60%，超级气垫船占90%，高清晰度彩电占全球市场的40%，非线形光学玻璃占全球市场的66%，地下物流网络技术占全球市场的39%。这些制造业的领先技术为日本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作为承接发达国家产业技术转移的第二方阵，韩国、我国台湾等，紧随美国、日本的战略转型，加快同步技术升级、结构调整，建立起将先进技术“自动地”积累起来的运行机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体系。韩国制定了建立拥有高技术制造业和知识服务型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战略。以大型企业为龙头，利用后发优势，抓住日本企业经济不景气造成的业务范围收缩时机，以大量资金、先进设备和雄厚技术力量，迅速抢占日本独霸的半导体、液晶显示屏、 DRAM、移动通讯等领域，进入全球领先地位。如韩国三星电子超越日本企业的垄断，一举夺得了世界 DRMA（动态随机随取存取器）市场居首位的业绩。在彩色电视、移动通讯领域直逼日本，在大屏幕液晶彩电和等离子显示屏彩电领域对日本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目前，韩国三星电子半导体、移动电话、家用电器在韩国居于首位，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液晶显示屏生产厂商。
    我国台湾地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调整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重点发展能耗低、无污染、产值高的IT产业，并以若干“市场潜力大、技术要求不高，投资不大”的战略性产品作为进入国际市场的主导产品，集中精力生产微机及其外围设备和零部件等。到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微型机、监视器与主机板三大主流产品，约占计算机产品总产值的80%，其中，笔记本电脑在全球市场占有率28%（表3）。但是，在台湾计算机制造业产品中，“外包”产品占计算机出口额的 50%，外商制造产品占30%，自有品牌占20%左右，而且大多数关键零部件（CPU、RAM等）依靠从美国、日本进口。这些关键零部件占整机的大部分成本，加上大多数企业依靠外包加工产品赚取微薄的加工制造业费，虽然看似产值高，但附加值却偏低。随着岛内政治纷乱、台币升值、劳动力短缺、生产成本（工资、土地、电力费用等）不断递增，企业不得不将低端产品向中国大陆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区转移，加快关键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制造，推进产业设计、科研、测试服务等“软”行业的发展，通过“一转、一接”，即通过产业转移和生产外包，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全球市场竞争力；通过承接美国、日本、欧洲高附加值的高端软硬件设计、研发、制造，尾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来加速实现岛内IT产业为领军的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
    
    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机遇，但跨国公司将高新技术加工业向生产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主要因素之一是通过产业转移推进国内产业更新换代，降低国内生产和商务成本压力；之二是通过控制核心部件和技术，垄断市场优势，占领高端市场，来获取更大的市场收益。如日本、韩国等跨国公司试图将高增值技术、知识产权、产业和工程留在本土，而将其他资源性、加工性、附加值低的产业和工程转移到中国，建立起中日或中韩产业的生产分工关系：日本或韩国拥有高附加值的半成品（核心部件）和生产资料，只将成品组装生产线转移到中国；日本或韩国专门负责研发设计和物流（产业链的高端），中国负责生产制造过程。
    四、结论：产业转移规制
    研究证实，随着研发、生产、生态成本不断递增，发达国家的加工型、成熟型产业将进一步加快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但是，这种产业转移是与解决附加值递减，实现利润递增基本是同步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转移到零部件配套率较高、技术水平较高、专利有法律保障的地区，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一般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核心部件研发、设计掌握在跨国公司本部。例如，美国艾木哈特技术公司将汽车工业的电子器件和高端软硬件放在本国及德国、日本设计和制造，技术含量低的装置放在发展中国家制造，完成后再运到德国、日本、美国组装。而在全球信息产业领域，美国硅谷、中国台湾、印度的班加罗尔、爱尔兰软件园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集群在全球信息产业的上、中、下游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分工协作体系。美国硅谷掌握着信息产业的核心技术和标准，掌握着产业链上游的芯片设计、系统软件、支撑软件 （如数据库）等基础平台的开发研制及硬件、软件标准的制定，主宰着整个产业，决定产业内的游戏规则。大部分上游企业位于美国硅谷。中国台湾、印度的班加罗尔等则承担着IC的代工制造，以及软件产业上游产品分解后的子模块开发和独立的嵌入式软件开发等软件产业中游的技术，并可以回溯影响上游规则的制定，中国则主要从事产品的装配制造及软件产业下游的技术，包括高级应用类软件 （如ERP、SCM等）、一般应用类软件和系统集成中的软件开发三类，主要是在上游的基础平台上进行二次开发。因此，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除了降低生产成本，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在中国获取更大的外部利润来平衡企业系统的整体业绩。而建立的研发机构也仅仅是为了适应中国市场的竞争需求，而不是为了转移核心技术。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发达国家或地区继续向中国进行产品外包和产业转移，但中国仍然在整体上是高耗能、高投入、低成本生产的国家或地区。尤其在中国沿海一些城市或地区传统意义上的“低成本制造”优势逐渐淡化，“高成本制造”的压力不断加大，生产成本迅速递增，迫使外资企业有可能再次进行产业转型和梯度转移，并加快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研发”的高端价值链上游迁移并进行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通过创造性研发、供应链协同、产业重组、结构转型、流程再造、以及循环经济、绿色制造业等竞争策略运作，进一步重塑中国沿海地区高成本生产的竞争优势，迎接高成本制造带来的一系列严峻挑战。

隋映辉，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青岛社会科学院经济战略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山东科技大学科技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山东 青岛 266071
    解学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30
    赵琨，山东科技大学科技经济与管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山东 济南 25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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