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世界范围外包业务的合同制造商和合同服务供应商的兴起从两个方面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变革。其一，与一般外包企业不同的是，合同制造商本身也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安排研发和生产，为不同的客户提供产品，从而成为外包扩展的重要推力；其二，虽然合同制造商以生产其他公司的产品著称，但与普通贴牌企业不同的是，合同制造商还为其主要客户开发新产品，并承担与产品制造相关的其它业务，如物流和订购，以及产品的售后服务③，从而使面向全球的供应链得以形成。
    3.依据功能性布局的全球分散生产取代以世界地理区域布局的集中式生产
    企业的职能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生产资源的筹供、零部件的加工、营销、售后服务，以及行政职能等。与以往企业保持所有职能，并且在国际化过程中在不同投资地平行复制所有职能不同，如今，以产业发展周期为模式的世界生产转移演变为在新产业发展或新产品研制的初期就在国际范围布局。价值链分解带动生产分离和各生产点专业化于价值链上特定环节的功能性布局特征，取代了以往依照国别或地区进行投资布局、各国或各地区的投资点相互独立、自成一体的集中生产格局。随着一些海外生产点变成只是公司系统内一部分中间品的消费者和另一部分中间品的生产者，IBM根据各地性质相异的需求及其比较优势，将研究（R）、开发（D）、制造（M）和服务（S）广布在不同国家。英特尔将半导体成本结构中高附加值部分（硅片生产与加工）留在美国，而将制造设施放在以色列和爱尔兰，将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装配和测试活动安排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哥斯达黎加和中国。
    随着功能性投资布局的集聚，早先的地理体系被产品价值链三大功能体系所取代，形成了服务于世界市场的区域或全球加工基地、制造基地、研发基地和采购或营销基地。比如在电子制造业，技术创新活动比较集中的西欧和北美往往成为设计和工程中心，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则作为加工和制造基地。在建筑陶瓷业，意大利Sassuolo建筑陶瓷集群控制着全球陶瓷产业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建筑陶瓷的研发设计、机械装备和流通环节的品牌化；中上端釉材和瓷砖设计由西班牙Castello集群和巴西SC陶瓷集群控制，中国佛山的陶瓷集群则处在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在马达行业，日本京都的马达集群控制着超过马达总价值50％的高增值环节——PC板研发和生产；大阪轴承集群控制液压轴承；在高增值零部件生产中，依此为新加坡—测试；泰国—产品研制和加工；马来西亚—板壳；菲律宾—组装和板壳；中国平湖—组装④。
    4.高端主导式治理结构取代产权控制式治理结构
    层级制体系、功能性布局和跨国外包制度不仅打破了跨国公司多国分散经营的传统格局⑤，而且赋予跨国公司对于更广泛的多国生产体系的治理权力，促进了世界生产体系中治理结构的演变。全球化之前，跨国公司基于产权优势的国际化生产治理结构演变为全球化之后，占据价值链高端的企业基于增值优势的高端主导式治理结构。各行业的价值链构成并非完全相同，因而居于高端的企业属性不尽相同，但其治理的模式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借助于行业标准和规范，跨国界组织与协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创造，并控制价值在各厂商间的分配。
    在汽车、飞机、计算机、半导体及重型机械等传统所谓的资本技术密集行业，生产的进入壁垒很高，寡头型的大制造商居于价值链高端，他们在协调生产网络中居于中心地位，向前控制原材料和配件供应商，向后与分销零售密切联系，对整个产业的价值链实施控制。比如汽车产业，大整车企业在全球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为60％，前16家零部件企业在全球市场所占有的销售额为40％。一个全球性的汽车工业大体系正处在这些品牌制造商的直接控制之下，并按照他们的意愿向前推进。
    而在服装、鞋、玩具、手工艺品等所谓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的进入壁垒很低，造成高度竞争和全球分散的工厂体系。而设计及市场营销方面的进入壁垒却很高，因而品牌设计者（如耐克）和大型零售商（如沃尔玛）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着高端地位。品牌持有者并不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而是利用合约进行生产，包括借助零售商来监管国际分包过程中的一些环节，如采购投入、组装、质量控制、从不同供应商处接货等，从而对全球生产体系实施治理。
    四、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效应与作用
    世界生产体系的上述变革不仅大大丰富了当代国际经济联系的渠道和方式，也改变着当代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形态与边界，造就了各国产业联动发展，但结构分化的全新格局，并使各国开放政策在竞争中日益趋同。
    1.贸易效应：规模增长与结构变异
    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贸易效应首先可以从世界贸易总量规模的扩张中得到检验。1960年，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为10000亿美元，25年后的1985年，这一规模才翻了一番，达到20000亿美元。而1995～2005年间，世界货物贸易迅猛增长，仅10年时间世界货物出口额就从51635亿美元增至104312亿美元，实现了国际货物贸易规模总量的又一次翻番⑥。对国际贸易规模迅速扩大的传统解释是贸易自由化趋势下关税大幅度减让的结果，但实际上，世界范围大部分关税减让是在1986年之前，对1995年之后远高于前期的贸易规模增速显然无法解释。此外，1960～2005年间世界货物贸易年均5.5％的增速远快于同期世界总产出3.3％的增速，世界出口弹性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1.5提高到2004年的2.5⑦，也显示由生产分离、全球价值链分工布局所产生的贸易倍增效应。
    贸易效应更重要的体现则是贸易结构的变化。随着一个产品的完整生产过程在时空上被分离，作为最终产品组成部分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半成品与零部件会在不同国家间流转，导致零部件和中间品贸易获得迅速增长。因此，零部件贸易的规模扩张和占比增长成为贸易效应的突出标志。1992～2003年，世界零部件贸易额从1992年的4000亿美元增至2003年的10000多亿美元，年均增幅3.4％；同期，世界零部件贸易占全球制造品贸易的比重从17％增至23％，对同期全球制造品贸易增长的贡献达1／4⑧。10个OECD国家专业化于商品生产的特定环节或阶段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从20世纪70年代的16％上升到90年代的20％⑨。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大部分贸易属于中间品贸易，1999年，美国母公司92.4％的出口是海外分支机构再加工的投入品⑩。
    
    图1 全球零部件贸易增长状况（1992～2003年）
    资料来源：Authukorala,Prema-chandra and Yamashita,Nobuaki2005,Production Fragmentation and Trade Intergration:East Asia in a Global Context,figure 1.
    在发展中国家，随着大量服务于区域或全球市场的生产集聚和加工基地的形成，直接导致了加工贸易的规模扩张和占比增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学者运用投入—产出表，根据联合国进出口贸易数据所作的研究显示，中国总出口中来料加工的价值比率从1992年的14％上升到2003年的21.8％；电子行业出口贸易中由产品内国际分工引致的比重为22.8％，仪器行业更高达40％；日本的中间品在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品中所占的比重约为1／5、韩国中间品的这一比重为1／3(11)。
    2.投资效应：直接扩张与间接拉动
    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投资效应表现为直接的投资扩张和间接的投资拉动两个部分。全球化之前的15年，即1970～1984年，世界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世界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1％、5.2％和4.2％；全球化加速推进的15年，即1985～1999年，世界实际GDP、世界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则分别为2.5％、5.6％和17.7％(12)，即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幅远高于出口和生产总值的增长水平。国际直接投资在1979～1981年和1987～1990年也分别经历过两次高速增长的繁荣期。但是70年代的繁荣主要是受石油美元投资增加的刺激，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出与流入都只限于少数国家，因此从总量规模上看仍很有限（参见图2）。80年代，则更多反映了欧、日跨国公司崛起后对美国市场的大举进入。直到90年代，世界生产体系的巨变才使得以发达国家为主的资本双向流动逐渐向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展，后者也正是最早承接离岸生产和产品内价值链低端制造的地区。2005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总流入额已达9160亿美元，虽然这一数字远低于高峰年份2000年的14000亿美元，但较之1985年的580亿美元，增长了1479％。可以说最近10多年来，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既是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重要动因，又是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直接后果之一。
    
    图2 世界实际FDI年流入量与年增量（1970～2005）
    资料来源：http://www.unctad.org.
    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投资效应还反映在由国际需求内化扩散对国民经济的间接拉动影响。即使是对于并未直接纳入全球化生产网络的一般本地厂商而言，国际投资的进入或为之服务的本地供应商集聚产生的需求增加效应仍将促进上游环节的发展，包括跨国公司子公司通过纯市场购买获取零部件和其他中间投入，促进整个产业规模的扩展。短期或长期、股权或非股权性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厂商的存在和集聚会成为地方吸引下游环节或服务环节（如金融、物流、其他商业服务）外资进入的重要区位诱因，并有助于促使外资企业将技术、经营和管理渗入当地经济，从而有利于本地经济的发展。跨国公司子公司及其供应商对当地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研究需求则是更广泛地开发当地智力、技术和人力资源、激发地方创新活力、并以此带动和刺激经济成长的外部动力。
    3.产业结构效应：联动与分化
    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产业结构效应体现为产业发展的全球联动性和产业结构的国别分化性。随着生产环节的分离和产品价值链在国际间的分段设置，国与国之间的生产联系不再是在产品最终生产完成后才发生，而是在产品的研究与开发、生产制造、市场销售和营运管理的各个阶段都交叉发生。如图3所示，A国专业化于技术和市场环节，B国专业化于零部件制造环节，C国专业化于组装环节。这些不同的环节同时运作，交织成区域或全球一体的生产网络，成为开放经济体之间产业联动的有效载体。从而改变了早先所谓的发达国家集中于高资本、高技术密集产业，而发展中国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构倾向。
    在产业联动发展中，具有知识密集的产品设计、研究开发、管理服务、营销和品牌管理等高增值环节优势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将生产性环节的持续外移，完成着本国或本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转型(13)；而承接制造转移或外包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则转向制造化；承接更低端加工组装业务的国家或地区更呈现出产业加工化或出口飞地化(14) 的倾向。但这种分化并非静态固定，借助全球生产网络，后进国家或地区的厂商可以相对快捷地成为先进技术的接受者，通过消化与吸收，不仅可以使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与国际技术水平接轨，而且拥有了在原有产品上进行技术改进的能力，甚至形成反向技术传递(15)。在此基础上，低层级的加工组装将升级为较高层级的生产制造，甚至转向研发设计，从而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可以观察到的实例是，20世纪90年代起早期承接欧美日制造环节转移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已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出地之一，成为向周边国家大规模外包生产过程的地区，甚至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也趋于增长。目前，电子和服装等产业的主要加工环节已基本转移到亚洲的周边国家，如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甚至越南等东盟新成员国也已成为被转移地。而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已经进入到最复杂的制造和设计领域，中国香港则转向商贸和营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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