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62. 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7)02-0098-06
    一、国外学者关于产业集群创新环境研究综述
    对于创新环境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学术界创新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创新环境论最先是由欧洲创新环境研究小组(GREMI)的学者们在研究欧洲高新产业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他们先后提出了“创新环境”、“创新网络”、“集群学习”等概念，较为系统地阐明了产业集群内创新的条件和机制。他们把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同创新活动联系到一起，强调域内创新主体的集体效率和创新行为的协同作用。该小组最初的研究(Adylot, 1985)强调区域“创新环境”对企业集聚发生的作用，认为欧洲和北美一些新产业区的竞争优势，得益于区域内的创新环境。根据欧洲创新环境研究小组(GREMI)的观点，把创新环境视为培育创新和创新性企业的场所。多戈逊和贝桑特(Dodgson and Bessant, 1990)认为，创新网络对于企业迎接创新挑战非常有利。因为诸多创新者之间的复杂联系和关系，复杂产品系统创新需要在创新网络中实施。德布雷逊和艾姆塞(Debresson and Amesse, 1991)强调技术型企业大多依附创新网络，离开了网络，没有任何一个企业能够生存。他们认为，创新网络可以有效降低创新活动中的技术和市场不确定性。弗里曼(Freeman, 1991)说“网络构架的主要联结机制是企业间的创新合作关系”，“网络形成和出现是为了响应组织对知识的需求”，既然网络由合作连接在一起，那么连接在一起的、良好运作的网络就是一种新的、更大的、具有新功能的组织，这种组织使得技术创新活动的“随机模式逐渐成为组织的制度化模式”。因此，弗里曼认为创新网络是系统性创新的一种基本制度安排，网络架构的连接机制是企业间的创新合作关系。弗里曼强调技术创新必须与组织制度创新相结合。从创新网络看，弗里曼认为在集群内部存在知识溢出效应，该效应的存在是促进集群创新网络发展和集群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动力，是集群创新产出和生产率提高的源泉。梅拉特(Maillat, 1995)认为，创新环境是“孕育创新过程的区域组织”。一些学者强调本地集聚是学习和创新的最佳环境。例如，依据斯多普(Storper, 1992)的说法，各国出口量中有一个增加的份额来自“技术区”。在这些区域，技术学习发生，激励了产品创新，因而创造了作为出口基础的竞争力。同样地，波特(Porter, 1990)指出当有关产业在地理上集中时，集群运作的最好。佩林(Perrin, 1989，1991)定义创新环境为一种空间集聚体，在这种集聚体里创新网络是通过行为主体在多边交易过程中的学习和不断进行创新的这种学习系统的不断集聚而得到发展的。萨克森妮(Saxenian, 1994，1999)认为创新网络有正式合作网络和非正式合作网络，网络形式能够有效传递和扩散各类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康威和斯图尔德(Conway and Steward, 1996)认为技术创新不应该被看作是单个创意的结果，而是源于一组思想、信息、技术、编码知识，知道怎样做(know how)、这些可能包括或也可能最终没有包括在新产品和生产过程中。这就意味着，创新一般产生于众多参与者和网络关系的复杂组合。伯拉曼提和马吉奥尼(Bramanti & Maggioni, 1997)以社会文化环境作为研究的主要概念，把产业的创新活动与空间聚集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他们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区域内“创新网络”的发展促进了区域内创新环境的改善；而创新环境的改善又会进一步利于“创新网络”的发育和创新功能的提高，形成“创新环境”与“创新网络”的互动观。帕特卯等(Padmore. et al. , 1998)建立了以企业为中心的创新系统模型，并将创新系统与产业集群(cluster)联系起来了，以产业集群为基础的区域创新系统构成三要素六因素。三类要素分别是环境(Groundings)、产业(Enterprises)和市场(Markets)，并称之为GEM模型。巴普提斯塔和斯旺(Baptista and Swann, 1998)通过实证调查，发现处于产业集群内部的企业比外部孤立的企业更具创新能力。拉曼尼(Ramani, 1998)按照网络连接对象将创新网络划分为几个子网络：科学网络(与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的联系)、政治网络(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专业网络(与专业协会的关系)、金融网络(融资关系)、企业间网络(战略联盟等)。哈特(Hart, 1998)、卡佩罗(Capello, 1999)等人认为，“创新网络”在本质上就是为了创新要素的融合和集成。波特(Poter, 1998)认为创新环境是产业良好的环境特质。相对于孤立的地点，产业集群内的企业通常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获得创新元素而快速创新；同时要面对同行竞争，持续性比较以及基本环境相似(如劳动和设备成本)的压力，迫使厂商必须以有创意的方式使自己有别于他人，使得创新压力节节升高，虽然个别企业很难长期保持领先，但是许多企业比在其他地点的公司进步更快。在波特的钻石理论中，制度和市场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劳森和洛伦茨(Lawson and Lorenz, 1999)认为产业集群学习的实现通过以下四种机制：该地区员工从大公司或学校获得共同的工作或者培训经历；当地劳动力市场对本地中小企业间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当地学校或大企业对创建知识共享基础的影响；各种技术联盟以及客户/制造商之间的交互关系对产业集群学习过程的促进。卡佩罗(Capello, 1999)进一步指明了“集群学习”是基于一系列集群共享规则和程序所构成的知识累积的社会化过程，是区域创新网络和区域创新环境间的互动机制，其实现途径包括新企业区内衍生、当地企业间的结网和互动以及人才在当地企业间流动等过程。卡佩罗(Capello, 1999)通过对特定产业集群的实证分析，提出集群学习与小企业突破性产品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即产业集群有助于提升小企业的创新绩效。凯伯等(Keeble, 1999)从马歇尔的“产业区”出发，分析了创新环境与集群创新的关系，分析了区域集群中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集群学习过程的重要性。他们通过对剑桥地区产业集群的实证分析，总结了集群学习的三种机制：显性技术和管理专长以企业家形式在本地的流动和企业衍生；企业网络交互活动；研发人员在当地企业间流动。卡洛斯(Carlos, 2000)认为，创新集群与合作网络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创新能力和区域竞争优势，缩小空间和社会失衡的主要工具。梅斯纳和斯得玛(Dirk Messner and Meyer-Stamer, 2000)深入论证了什么是网络、如何认识网络、网络治理对产业集群和价值链的作用等问题，并从三方面(即利益集团、决策风格、网络社会功能逻辑)提出了企业网络的治理逻辑。布雷特(Britto, 2001)分析了集群内企业间合作的网络形式，介绍了与网络结构特征相关的因素，探讨了网络竞争的决定因素。他把企业间的合作形式分为传统网络、技术结构网络、复杂技术网络和基本技术的网络四种。拉托塞维克(Radosevic, 2002)从决定性要素、组织者和联盟三个维度对中东欧的区域创新系统进行了分析，给出了区域创新系统四个决定性要素框架模型。他认为，国家的、区域的、行业的和微观的决定性要素互动产生区域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不等同于创新系统的支撑系统，支撑系统只是创新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区域创新系统包括四类要素：一是国家层次要素，二是行业层次要素，三是区域层面要素，四是微观层面要素。斯得玛(Meyer-Stamer, 2002)分析了产业集群内企业合作的模式，重点研究了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合作的障碍，探讨了如何克服文化对合作的不利影响，并提出了通过企业合作来营造创新环境，从而提高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的途径。莫瑞森(Morosini, 2004)从集群的知识整合与竞争范围角度研究了集群的绩效，认为产业集群行为主体间的知识整合水平与经济活动范围是影响经济绩效的关键参数，据此建立模型并进行大量实证分析，其研究表明知识整合水平和竞争范围是两个相互促进的因素，共同影响集群的绩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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