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 吸收能力、股权属性与技术溢出关系
    控制核心技术的外溢是跨国公司利用外部网络和进行跨国R&D投资时首先考虑的问题。研发作为构筑跨国公司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独资R&D机构能够确保跨国公司总部对研发成果的最大控制，也有利于实现对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的保护，尤其是在目前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较之合资方式，独资更能确保跨国公司对核心技术的控制。
    由于跨国R&D机构对技术的控制力度为独资＞合资＞合作，在吸收能力较小的情况下，技术溢出随着技术控制力度的增大而减小。在图2中反映为吸收能力处于OG范围内时，溢出效应的大小依次为合作＞合资＞独资。但由于跨国R&D机构的技术水平为独资＞合资＞合作，而技术差距是技术溢出产生的基础，技术水平较低的R&D机构溢出潜力有限。因此，随着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增强，技术水平较高的R&D机构的溢出效应将超过技术水平较低的R&D机构，在图2中反映为在G点以后，合资R&D机构的溢出效应超过合作R&D机构；在H点以后，独资 R&D机构的溢出效应变为最大。但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吸收能力还处于OG阶段，还没有能力充分吸收合资、独资R&D机构的技术溢出。因此，与跨国公司合作设立的R&D机构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大。
    (2)研发属性。基础性研究的成果具有前瞻性、关键性等特点，它能为跨国公司技术的中长期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假如东道国能够成功吸收其溢出，就能在该技术生命周期的早期加以应用，享受该技术带来的收益。而应用性研究则更关注眼前利益的实现，它只是针对目标市场对自有技术进行适应性改良。由于技术更新快，应用性研究的成果生命周期短，而技术溢出具有滞后性，等到东道国成功模仿后该技术可能已经进入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全球化布局充分考虑了这一因素，其基础研究一般放在母国进行，而海外R&D机构一般只承担针对东道国市场的适应性研发功能。跨国公司在我国的 R&D活动同样以应用研究为主，基础研究不足，尤其是在IT、精细化工、环境保护设备等行业。例如，位于上海的通用电气研发中心50%的精力用于应用性研究，30%从事新产品的开发，仅用 20%的精力从事基础性研究。[10]由于适应性研发主要是改进工艺和完善设备，本土化人才不可能接触到核心技术，因此技术溢出效应往往非常有限。
    (3)技术差距。技术差距是技术溢出的基础和源动力。跨国公司与东道国间的技术差距越大，技术扩散效率就越高。[11]若技术差距过小，将导致东道国企业学习和模仿的空间有限，技术溢出效应缺乏源动力；而当技术差距过大时，虽然可供东道国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选择集合比较大，但东道国企业模仿、吸收和消化的能力有限，导致最后的技术溢出效应微乎其微。因此，只有保持适当的技术差距时，技术溢出效应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根据弗农(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只有产品到了成熟阶段之后，跨国公司才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和技术，这从整体上决定了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不可能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同样，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的R&D机构，总体上的研发水平层次不会太高，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不可能太大。
    (4)联系强度。合作溢出是跨国R&D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渠道。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总体水平有限，跨国公司难以与之建立后向关联；以本地市场为导向的跨国公司，虽然与前向关联企业有一定合作，但本土企业往往只能获得新产品和新设备以及相关的操作性技术，而产品开发源技术很难获得，技术溢出效果因而大打折扣。所以，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行合作研发或结为技术联盟的情况比较少，容易形成 R&D投资的“孤岛经济”现象，韩国、印度、台湾和委内瑞拉等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优质的R&D资源主要集聚在大学和科研院所，因此，跨国公司很愿意与发展中国家的科研机构或大专院校进行合作，共建 R&D机构，降低R&D成本。但这种不与产品市场挂钩的技术合作，发展中国家一般无法获得研发成果的专利权。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大学、科研机构为非营利性组织，研发人员缺乏将产品市场化的动机和能力，导致合作的技术溢出效应非常有限。
    2.东道国层面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R&D投资能否产生技术溢出，还取决于东道国自身的因素。国外对发达国家的实证检验发现，跨国R&D投资普遍存在着技术溢出效应；而在发展中国家，跨国R&D投资的技术溢出假设检验却难以得到上述的一般性结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吸收能力的差异导致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影响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力资源、人员流向、竞争强度、研发环境等几个方面。
    (1)人力资源。
    人力资本是吸收能力的核心因素，要获得跨国R&D投资的技术溢出，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必须达到吸收溢出能力的最低门槛。Keller(1996)指出，东道国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转型相匹配时，东道国的增长效应才能产生。相对较高的初始人力资本水平对获取新技术有利，而且当一个经济体实行外向型经济政策时，新技术的可获性增加，相应就要求人力资本水平也必须提高，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技术进步和经济的较高增长。Keller (1996)还列举了韩国（1965年～1967年）和巴西（1965年～1973年）的例子。这两个国家同时实行外向型经济政策，但是结果大相径庭。韩国在实行贸易自由化4年后，经济增长率从之前的年均12.3%增长到22.3%，而且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但从巴西来看，增长率从之前的年均 3.83%增长到10.3%，很快又降到年均5%以下。其中的原因就在于韩国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高，而且加大了人力资本的投资。正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导致了两国技术吸收的效果和经济增长率的不同。[12]
    (2)人员流向。
    跨国公司海外R&D机构凭借优厚的条件吸引了发展中国家大量的高科技人才，并形成了人力资源的“买方市场”，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了“技术内敛”效应。在这个买方市场内，绝大部分人员都是由本土机构流向外资R&D机构，或是在不同的外资R&D机构间流动。这种人才单向流动的局面使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力量遭受损失。更为重要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其多年的研究积累有可能随着主要人员的流动而流失，从而产生逆向的技术扩散。
    (3)竞争强度。
    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所加剧的产品和人才的竞争，有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两种情况。在良性竞争情况下，跨国公司给东道国的本土企业造成了一种激励效应，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加速流动，给技术溢出带来了广阔的空间。然而，在恶性竞争的情况下，跨国公司的进入会将东道国众多的企业推至存亡的边缘，后者可能会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到业绩短期的改善上，而不是进行风险高且见效慢的研发活动。[12]如果最终东道国企业的生产效率不足以同跨国公司竞争而被逐出市场，导致发展中国家众多企业的研发活动由于失去产品市场的依附而被迫削弱或取消，其结果将是“技术挤出”而非“技术溢出”。
    (4)金融环境。
    东道国的金融环境也会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由于东道国国内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必须要为利用包括跨国R&D机构在内的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支付一大笔初始费用（包括学习费用、谈判成本、购买关键技术以及设备的使用费等），因此，东道国国内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将决定创业者能否在有效时期内获得贷款以支付这笔费用。[13]此外，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模仿、创新过程需要资金支持，而金融环境影响其技术模仿效应。研究表明，大多数亚洲、南美国家相对成熟的金融体系促进了技术溢出，而南美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阻碍了当地企业的技术模仿。[14]
    四、基本结论
    由于R&D活动的经济外部性，跨国R&D投资机构的先进技术和特定的资源组合方式在其无意识、非自愿的情况下，往往通过非市场途径为东道国所吸收、消化和积累，并产生有利于提升东道国R&D能力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溢出特点、溢出方式和溢出影响因素等多种复杂环节的协同效果。溢出特点内在地决定了跨国R&D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溢出方式外在地决定了跨国R&D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而跨国公司R&D的本质属性导致影响溢出因素固化了跨国R&D投资技术溢出效应。溢出特点、溢出方式和影响溢出因素等三个维度基本构建了评判跨国R&D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注释：
    ①所谓鳃鱼效应，在经济学上是指在一个体系中引入不同操作策略的新参与者，从而带来新的活力以及最终可能达到的多赢效应。
    ②卢卡斯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其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国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当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自由流动时，资本和人才可能会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卢卡斯模式指的就是这种人力资源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现象。

吴林海，管理学博士，江南大学商学院教授；江苏 无锡 214036
    罗佳，杜文献，江南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 无锡 21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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