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正反馈性
    跨国公司能意识到R&D投资技术扩散的成本与可能存在的潜在威胁；东道国企业则能意识到跨国R&D投资技术溢出的存在及所带来的潜在机遇。因此，不同的情况将对技术溢出效应产生不同的影响：跨国公司对新技术的投资越多，可能的技术溢出越多；东道国企业技术水平越高，吸收溢出的能力就越强；东道国企业与跨国公司间的技术差距和东道国企业技术吸收能力是影响跨国R&D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大小的决定性因素。总之，技术溢出的正反馈性表现为东道国通过学习和模仿跨国公司的技术，可以缩小技术差距；跨国公司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加大技术投入，维持技术领先而形成的技术差距将导致新一轮的技术溢出。
    二、技术溢出方式
    跨国R&D投资技术溢出的基本方式有激励型和传播型两种。激励型溢出主要通过资金导向、体制示范和市场竞争三种途径来实现，主要受东道国市场环境的影响；传播型溢出主要通过合作带动和人才流动两种途径来实现，主要受跨国投资主体设立R&D机构的动机、性质及其与东道国之间技术差距的影响。
    1.资金导向溢出
    跨国R&D投资为东道国加大R&D投入、优化R&D投资结构和完善R&D管理模式提供了多重导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投入力度导向。R&D资金投入不足是制约东道国 R&D能力提升的重要瓶颈。从国家层面来看，创新型国家R&D经费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 2.5%以上，而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R&D经费与GDP的比值一直在0.60%～0.70%间徘徊，2005年我国R&D支出达2 367亿元，比2004年增长20.4%，但占GDP的比值才达到1.3%。从企业层面来看，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2005年 R&D经费占销售额的平均比重为0.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0.5%左右，仅为工业化国家的1/5～ 1/8，而同期发达国家的企业的平均水平为5%以上，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的平均水平则高达11%以上。[1]数据显示，2001年北京市的22家外资 R&D机构投入的R&D经费达16.2亿元，相当于当年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的总额；平均每个 R&D机构拥有131.5个R&D人员，每位R&D人员占用的R&D内部支出达56万元。所有这些为我国本土企业的R&D投入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2)分配结构导向。我国的R&D资金不仅总量低，而且分配结构也不合理。中国科技统计年度的数据显示，我国用于基础研究的费用严重不足，2004年仅占R&D经费总额的6.0%，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通常都超过了10%以上，如1995年美国为15.7%，1992年日本为12%左右，1993年德国则高达21%。跨国公司作为发达国家从事基础研究的重要主体，其基础研究经费占R&D总额的比重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资料显示，美国在华子公司的研发投资中约有18%的经费用于基础研究。而1995年中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经费仅占全部R&D经费的3.6%，且这一比例到现在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2]
    2.体制示范溢出
    目前，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所普遍实行的扁平化的组织架构，有助于知识和信息在研发机构内部的流动和扩散，有效地提高了研发效率。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的扩展，为中国企业和 R&D机构近距离学习国外R&D管理经验和组织架构提供了方便，对中国企业研发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新兴企业如华为、联想、北大方正等在这种示范作用下，近年来逐步完善了研发管理体制，提升了自主创新能力。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已形成了母国集权型、全球集权型、多国分权型、轴心型和一体化网络型等五种全球化的R&D网络组织模式[3]，一般根据战略目标和东道国的资源、市场属性来选择最佳的组织模式，力求使整个R&D网络的效率最大化。这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提供了有益的示范。我国联想、科龙等企业在借鉴跨国公司R&D全球化网络组织模式的基础上，在国外建立了自己的 R&D机构，不仅充分利用了国外先进的科研设备和科研环境进行尖端的技术研发，而且跟踪了世界最新技术的发展，以最快的速度将国外先进技术信息反馈到国内，为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3.市场竞争溢出
    跨国公司海外R&D机构凭借自身优势，加剧了东道国产品市场和人才市场的竞争，激励着东道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和竞争性人才市场的形成。(1)产品市场竞争。跨国公司在东道国 R&D投资的最终目的是增强其产品在包括东道国在内的海外市场的竞争力。面临跨国公司的强势竞争，东道国企业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被挤出市场，但通常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其在东道国的研发活动会刺激本地的竞争者，激发其更好地配置研发资源，从而提升了东道国企业的竞争力。如微软公司的“维纳斯计划”刚宣布，中科院北京软件工程中心立即联合国内有关企业奋起应战，推出针锋相对的“女娲计划”以期阻止微软抢占市场。随着跨国公司R&D机构的进入，我国许多大型的高科技企业在这种“鳃鱼效应”①的作用下，通过加大R&D投入、优化配置R&D资源，经受住了市场竞争的考验，并迅速提高了R&D水平。(2)人才市场竞争。跨国公司海外R&D机构通过为研发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等方式增强“软竞争力”，从而加剧了东道国国内本土企业和科研机构的人才流失。然而，从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分析，跨国公司为发展中国家研发人才市场确立了重要的市场标准，有利于竞争性人才市场的形成，促进了研发人才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虽然在短期造成部分优秀研发人才供应的紧张，但从长远和全局来看，有利于东道国有效地利用研发人才，进一步培育人才市场机制，完全可能是一个“双赢”的博弈。
    4.合作带动溢出
    跨国公司为了在动态竞争中获取与整合东道国特有的技术优势与研发资源，通常会与当地机构等进行合作（见图1），并尽可能将这种合作纳入其全球化体系。这必然导致跨国公司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在东道国的扩散，带动东道国R&D机构的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
    
    图1 跨国公司R&D机构与当地机构的合作
    跨国R&D机构与东道国科研机构等竞争对手之间所进行的水平合作，一般是开展学术交流，联合进行课题研究，共同开展技术研发，这为东道国研发机构提供了极好的“免费搭车”机会，并有可能在短期内迅速提升R&D水平。例如，在 1993-1998年间，有272家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与巴西大学或企业建立半导体部件等研究中心，大大推动了巴西技术水平的提高；印度通过本地企业、大学与跨国公司的合作研发，培养了大批高层次的软件设计人才，从而造就了世界性的班加罗尔软件中心。在我国，跨国R&D机构与中国科研机构以联合研发、共同建立联合研发中心与培训中心等方式展开的研发合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例如，日本SMC公司与清华大学合作建立的研发中心已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其中一项已经申报了日本专利，使之成为世界中文语音系统开发领域中的佼佼者。[4]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所设立的R&D机构基于协助当地生产性子公司进行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等目的，为生产性子公司的前后向关联企业提供有关技术服务所进行的垂直合作，由于不在同一市场上竞争，且彼此间又有利益的一致性，因而跨国公司对技术向关联企业扩散的控制意愿大为降低，甚至协助合作伙伴提高技术能力，从而不可避免地提高了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水平。
    5.人才流动溢出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的R&D投资能够吸引东道国的大批优秀科技人才，不仅能够有效抑制东道国优秀人才向海外的流动，而且能够吸引东道国已在海外的高级技术人才归国，有助于突破发展中国家智力外流的“卢卡斯模式”②，对东道国的未来发展意义重大。[5]与此同时，跨国 R&D机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员的本土化，除了少数核心技术人员外，其余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都来自东道国。然而，流动是人力资源的显著特点。随着人才的流动，一个基本的规律是知识资本以人才为载体，将逐步扩散到其他厂商[6]，由此产生技术的溢出。国内外有许多实证研究支持这一溢出路径的存在，如拜德(Bhide, 1994)调查了美国500家增长最快公司的100个创建者，结果发现这些公司71%的创新结果是由员工在先前工作公司获取的思路修改或复制而产生的。[7]戈尔米达(Almeida)、科格特(Kogut)通过分析专利数据研究了半导体行业技术人员的流动对 R&D活动的影响，基本的结论是关键技术人员的流动是产生R&D溢出效应的直接源泉。[8] 2002年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的一部分研发人员集体回到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共同组建了一个平均年龄只有30岁的科研团队——中科信利语音实验室，并在半年时间内获得了8项专利和 4项软件著作权，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9]事实上，相对于上述人力资源的有形流动，跨国R&D机构的先进技术同时也以无形流动的方式发生技术扩散，而且效应似乎更为显著。在知识聚集效应巨大的集群里，高技术研发人员间有着非常频繁的信息交流机会，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密集频繁的信息交流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知识扩散”。此外，许多被称为“鼹鼠”的人，同时在多家 R&D机构工作，技术的溢出就更不足为奇了。
    三、溢出影响因素
    影响技术溢出的基本因素涉及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两个主体的多个方面。
    1.跨国公司层面
    在理论上，跨国R&D投资都具有技术溢出的潜力。但实际上由于跨国R&D机构的股权属性、研发属性、技术差距、控制力度、联系强度等方面的差异，技术溢出效应各不相同，甚至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差异。
    (1)股权属性。股权属性与溢出效应的关系可以用图2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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