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李荣有

'一、学科形成与发展简况
    音乐图像学(Musical Iconography)是由音乐学和图像学两个不同意义的现代学科结合而成的新兴交叉学科，从其字面意义看，就意味着要对以音乐为题材的美术作品的研究。而实质上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则必须和艺术本体之外的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学科产生密切的联系，吸收多学科知识的源泉，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优秀成果，方能完成本学科的预定计划任务，实现本学科的最终目的。如同西方其他诸多术语的产生，“图像研究”(Iconography)和“图像学”(Iconology)由希腊语组合而成，最初它仅仅用于研究古代纹章、图案与钱币考据，后来逐步扩展到对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题材艺术图像的文化学意义阐释研究等领域，并渐渐地形成了诸多新的交叉学科[1] (p. 196)①。
    将音乐图像学作为一门具有独立意义的现代学科提出，始于二十世纪初的西方国家，最初只是零星的发表了一些论文，之后又相继涌现了一大批音乐图像学研究的论著，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独立的学科教育与学术研究体系。和音乐学的许多研究领域一样，一些德语国家的学者率先作了诸多开拓性工作，发表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论著，如德国学者G·金斯基(G. Kinsky)出版于1930年的《图片音乐史》[3]，对于音乐图像学学科地位的确立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音乐图像学在艺术史研究的推动下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发展，重要的著作有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图像学研究》[4]、科马(Karl Micheal Komma)的《图片音乐史》[5]、F. 勒苏尔(Francois Lesure)的《音乐、美术与社会》[6]，美国学者温特尼茨(Emanuel Winternitz)的《西方美术中的乐器及其象征意义》[7] 等。
    1961年以来，由德国莱比锡音乐出版社陆续出版的《音乐史中的图像》[8] 系列，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包容范围最广的音乐图像学著作。这套大型图片丛书分为民族音乐、远古音乐、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近现代四大系列，每一系列再分为10卷，每卷由一位学者编辑和撰写说明文字，全套丛书共40卷，为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了空前丰富的图像资料，使研究者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可以说这套丛书的每一卷都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特别可贵之处是它完全摆脱了西方过去此类著作以欧洲为主线的方法，把全世界各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到了同等的地位，非欧洲音乐史和传统与民间音乐的图片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各国学者对其他民族音乐文化的了解。这一时期以乐器为主题的专著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美国学者温特尼茨(Emanuel Winternitz)的《西方美术中的乐器及其象征意义》[7]，R. 查尔斯(R. Charles)的《油画中的乐器》[9] 等。温特尼茨的著作没有停留在对乐器本身的描绘和展示上，而是在乐器本体阐释的基础上，进而集中探索了音乐图像中乐器的象征性，特别是象征意义问题，从而使研究工作更具有文化史的深度。即如学界所公认的那样，音乐图像学逐步把音乐图像扩大到整个艺术史、社会文化史的范围中进行研究和阐释，形成了具有系统学科理论和丰硕研究成果的学科发展氛围和学科体系。20世纪70年代初，霍华德·梅尔(Howard Mayer)、琼·拉塞尔(Joan Lascelle)所著《音乐图像学》[10]，则对音乐图像学研究成果文献进行收集、梳理和分类编目、著录，为国际音乐学界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
    随着音乐图像学学科体系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得以确立和发展，学科教育与学术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广大学者之间很快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内聚力，在经过了有序的互动与酝酿之后，最终达成一种共识，即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学术研究机构，以全面推动和繁荣音乐图像学学科教育与学术研究事业。1971年国际音乐图像学学会在瑞士正式成立[11]，它标志着世界性音乐图像学学科体系的诞生，而且在之后的国际间学术交流与传播、学术创新与发展等方面，确确实实起到了核心、调控与协调等多种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音乐图像学学术研究日趋活跃，从1986年到1996年的10年时间里，国际音乐图像学学会就成功地组织举办了8次国际会议[2] (第5页)，标志着其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飞速发展。简况如下：
    第一次：1986年6月9日——6月14日，由荷兰海牙市博物馆承办，主要议题是“在民俗学和非西方艺术研究中的音乐图像学的方法”。有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德国、意大利、荷兰、美国等国家学者参会。
    第二次：1988年5月举行，由意大利波伦亚大学赞助举办，主要议题是“视觉艺术中的北地中海民间音乐”，参会者多来自希腊、南斯拉夫、意大利、葡萄牙、德国、美国等。
    第三次：1990年5月举行，由希腊萨洛尼卡大学主持召开，主要议题为“古希腊艺术中的希腊音乐精神”，与会者主要来自法国、德国、希腊、瑞士、美国等。
    第四次：1991年9月在乌兹别克举行，由乌兹别克作曲家协会、苏联作曲家协会承办，主要议题为“中亚视觉艺术中的音乐”，有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以及阿塞拜疆、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等国家的学者。
    第五次：1993年8月在德国海因里希·许茨纪念馆举行，主要议题为“形象与实在：对音乐的列队行进之描绘，1600～1775”，与会学者多来自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西班牙等。
    第六次：1994年12月30日至1995年1月3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和拉马特甘召开，由巴兰大学与国际传统音乐理事会下设的音乐考古学会联合举办，主要议题为“音乐形象与圣经”，与会学者多来自奥地利、保加利亚、中国、法国、德国、匈牙利、以色列、意大利、日本、俄罗斯、美国等。
    第七次：1995年6月在奥地利召开，由因斯布鲁克大学与国际传统音乐理事会下属的舞蹈学会联合举办。主要议题为“在舞蹈图像里的形象与实在”，与会学者多来自亚美尼亚、奥地利、保加利亚、丹麦、德国、希腊、匈牙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日本、美国等。
    第八次：1996年5月在西班牙巴里阿德大学举行，主要议题为“在大众节日与贵族节日的图像中的乐器，南欧，1500～1750”，与会学者来自奥地利、法国、德国、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美国等[2] (第6页)。
    由上可见，最初确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性例会，后由于多种需要改为一年一次，会议议题多以主办国周边区域内的音乐图像研究为主，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学者只有其中的一次参加了会议。
    这些会议的成功召开，对促进音乐图像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学术体系等的发展完善，加强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介绍与推广新的研究成果，探讨更为科学的分析、阐释的方法体系，促进跨学科的合作，以及推进主办国该领域研究等方面贡献卓著。由于音乐图像学是一门多领域交叉的学科，需要具有专门知识的各方学者的通力合作，才能共同推进这一学科的发展，由此也吸引了众多音乐学家、艺术史学家、文艺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和博物馆管理者等参加了以上会议和研讨。
    二、中国学界的探研历程
    作为音乐图像学现代学科体系的构建，中国明显迟于西方国家数十年时间，而中国学界对于音乐图像学术研究的历史，却可追溯到北宋年间的金石学兴起阶段(中国考古学的滥觞阶段)，当时主要以遗存或出土古代青铜器和石刻上的图像为研究对象，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正经补史的目的。我们权且把这一历史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早期发现阶段。北宋时期肇创的“金石学”，开启了专书著述的历史。所见较有代表性的有欧阳修成书于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的《集古录》[12]，赵明诚的《金石录》[13]，开始直接记录了山东嘉祥武氏祠地面上的画像石资料(参见[14]，第17页)，涉及内容虽然不多，却产生了重大影响。洪适的《隶释》[15]、《隶续》[15] 则记录了四川夹江杨宗阙、梓潼贾公阙等的画像(参见[14]，第17页)。这一时期金石学发展较快，其研究方法有著录、摹写、考释、评述等方面。
    最早集中出现音乐类画像的《金石学》著作，当属吕大临完成于元祐七年(1092年)的《考古图》[16]，后又有《续考古图》[16] 共10卷，首次分门别类的收录了少量传世和出土的钟、磬、鎛、錞于等乐器画像，精心摹绘图形、铭文，记录尺寸、重量等，成为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杰作，并由此开启了汉画像及其他各类音乐图像收集与研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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