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写中国古代音乐史是新时代要求
    曾几何时，人们开始关注于中国音乐史的改写问题。
    近年香港刘靖之的《中国新音乐史论》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提出了质疑①；不久，上海戴鹏海的论文，更是触发了重写音乐史这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②。相比研究近现代音乐史学者们的热烈气氛，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界的局面似乎要冷清得多。然而，表面的冷清，难以掩盖“重写音乐史”这一历史使命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其实，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改写问题，早在曾侯乙墓的发掘之时，就已经沸沸扬扬。曾侯乙墓的发掘，是中国，也是世界音乐考古史上的一次空前大发现，更是中国音乐理论界重新审视现有的一部中国音乐史的原动力。
    （一）曾侯乙墓和先秦音乐史的彻底改写
    1978年，湖北随县（今随州）曾侯乙墓的发掘，一时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墓中出土的包括编钟、编磬在内的音乐文物总计达126件，这是一套完整的先秦宫廷乐队和寝宫乐队的编制③。
    在曾侯乙墓发掘以前，中国音乐史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先秦曾经出现过一个音乐文化如此辉煌的历史时期，曾经产生如曾侯乙编钟这样气势恢弘的乐器。现有的中国音乐史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先秦编钟在铸造技术方面，不仅制作精美，花纹繁缛，还产生了“一钟两音”的伟大科学发明。这一发明的重大学术含义，决不在已有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下。现有的中国音乐史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先秦时期的各国，使用着不同音律体系，而并非是汉儒所说的那一套齐整划一的十二律和不乏种种误解的音阶名称。因为曾侯乙编钟的钟体及钟架和挂钟构件上刻有的3700余字的错金铭文，标明各钟的发音属于何律（调）的阶名，并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阶名与楚、周、晋、齐、申等国各律（调）的对应关系。曾侯乙编钟铭文实为一部失传了的先秦乐律学史，并有编钟保存完好的音响和与其同出编磬带有的708字铭文相互印证，更增加了这部不朽典籍的光辉。
    多年来，中国音乐史上向有“古音阶”、“新音阶”之说。人们把《吕氏春秋·音律》中所描述的生律次序构成的音阶称为“古音阶”，即半音在第四、五和七、八级音之间的七声音阶。相对于“古音阶”一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杨荫浏先生在其《雅音集》中，将半音在第三、四和七、八级之间的七声音阶定名为“新音阶”。因为根据典籍的记载分析，这是一种后世新出现的音阶。曾侯乙编钟错金铭文的确切记载，如给史学家们泼了一桶凉水：无论古音阶、新音阶，早已长期使用于先秦人的音乐生活中。“新音阶不新”的结论让史学家们仰天长叹！
    钟铭的发现，导致人们对中国先秦乐律学水平认识的彻底改变。如钟铭关于某音在不同调中称谓的对应记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旋宫转调应用的实际情形，而后世已经全然不知；又如通过对钟铭的研究发现，现代欧洲体系的乐理中大、小、增、减等各种音程概念和八度音组概念，在曾侯乙编钟的标音铭文中应有尽有，而且完全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表达方法；钟铭中“变宫”一名的出现，弥补了先秦史料关于七声音阶的失载等等。曾侯乙墓的发掘震撼了世界，它吸引了国内外几乎所有中国音乐史学研究者们的注意，推倒了多少专家以毕生心血换来的结论。编钟的铭文，这部失传了的先秦乐律学典籍，导致了先秦音乐史的彻底改写！它还使学者深深地感觉到，数十年来逐步完善起来的整部中国音乐史，有了重新认识和估价的必要。曾侯乙墓的乐器，尤其是编钟的出现，第一次从根本上撼动了有着显而易见局限的、以文献为主要史料基础的传统中国音乐史。
    （二）舞阳骨笛——全新的“古代神话”
    人类艺术（包括音乐）的起源，始终是所有社会学者关心的重大课题。无论是哲学家、美学家或是音乐史学家，总想弄清楚“音乐是怎样产生的”这一似乎永远也弄不清楚的难题。借助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这根拐棍、当然是一条无须承担风险的捷径。“五四”以后，“新学”兴起，中国出现了专门的音乐史学著作。最早的有上世纪20年代初出版的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他将中国音乐史分为四个时代，其前两个时代分别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以前的“发明时代”，以及从黄帝时代到周代的“进化时代”。其主要内容只能借助于文献和古代神话传说④。这一以文献资料为基础构建史料系统的撰史传统，历经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⑤、许之衡的《中国音乐小史》⑥、田边尚雄的《中国音乐史》⑦、早期倡导吸收西方科学思想并身体力行和成果卓著的中国音乐史学家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⑧，乃至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这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⑨等数十部音乐史学著作问世，均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从叶伯和到杨荫浏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的音乐史始终是拄着古代神话传说这根拐棍彳亍前行。《吕氏春秋》记载的音乐传说仍是音乐史早期的主要内容。
    19世纪以前，人们始终把这样的神话传说看成是人类自己的信史。音乐是怎样产生的？是谁发明了十二律？那些琳琅满目的乐器又是从哪里来的？对于这些音乐史上的重大问题，我们的祖先早有深刻的思考，并都有完满的“解答”。《山海经》上说，大禹的儿子夏侯启曾三次去天上做客，把天帝的音乐《九辩》、《九歌》偷下来自己享用，从此人间就有了音乐。《吕氏春秋》说，黄帝派他的乐官伶伦创造乐律。伶伦以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标准，用竹管制成律管，分别确定了六吕、六律，成了乐律的创始人。至于那些琳琅满目的乐器，我们的祖先几乎都给它们找到了发明者：笙是女娲发明的，埙是庖牺氏用土烧成的，鼙鼓是有垂创造的，磬是无句最先制作使用的……这些就是后人追记的人类还没有文字时候的“历史”。
    不知是不幸还是大幸，1986年以来，河南舞阳贾湖遗址陆续发现的一批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骨笛⑩，再次从根本上撼动了这样的一部中国音乐史。
    1987年11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赴河南，对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支骨笛(M282:20)做了测音研究。结果表明，该笛能吹奏以C为宫的下徵调七声音阶或是以D为宫的六声（或七声）清商音阶。此外，该研究所对同时出土的其余部分骨笛也进行了系统的鉴定，得出了明确的结论：舞阳贾湖骨笛已经具备了七声音阶结构，而且发音相当准确，音质较好，至今仍能吹奏旋律(11)。
    考古学家们对舞阳贾湖遗址的木炭、泥炭做了C14测定，又经树轮校正，得知骨笛距今为7800-9000年。其中14支七音孔骨笛的年代是距今8200-8600年，由此导出的“中国八九千年前即已经使用了七声音阶”的结论，犹如一个晴天响雷震惊了音乐史学界。因为不久以前人们还在讨论，中国两千多年以前的先秦有无七声音阶，战同末期燕国的荆轲在唱“风萧萧兮易水寒”时所用的“变徵之声”是否由两河流域东传而来，一个曾侯乙墓的发掘，已经彻底粉碎了这些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尚在流行的学术观点。现在，当学者们还没有从曾侯乙墓的“震慑”中完全醒悟过来的时候，舞阳骨笛的发现，又在人们混沌的脑袋上敲了一记响槌。中外学者聚讼多年的严肃学术论题已如同儿戏：中国既已在八九千年前使用了七声音阶，两千多年以前的战国末期有无七声音阶的疑问自不必再谈，荆轲所唱的“变徵之声”也无须由两河流域东传而来。舞阳骨笛向世界宣称，在迄今为止发现的一切史前音乐文化的物证中，舞阳骨笛无论在年代及可靠性方面，还是在艺术成就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在史前时期已远远走在世界的前面。
    问题接踵而来。既然中国使用七声音阶已有八九千年的历史，势必涉及到整个人类的艺术史、文化史以及人类文明的起源等大问题。如果说，通过曾侯乙墓的考古发现，我们初步地认识了先秦音乐文明的高水平，那么从舞阳骨笛的出现到商周时代，这中间的六千多年有着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难道说还是用三皇五帝的神话来搪塞？还是用朱襄氏、葛天氏的传说来填补？显然，今天具有科学常识的读者已经不会接受这样的一部音乐史了，我们也不能再拿这些神话传说来敷衍我们的下一代了。中国音乐考古学所取得的大量成果，已经可以使我们丢弃神话和传说这根拐棍，运用今天考古学所提供的大量史前物证，来构建一部全新的中国远古音乐史。当然，历史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科学。今天的考古资料，还远不足以填补这六千年的空白。历史的真实面貌，犹如数学领域中的“极限”，史学家们只能不断地去接近它，而永远不可能达到它。但是，这正如人类对自然或人类自身的认识过程一样，我们可以从无知到有知、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从认识的片面直到相对的全面。一部中国远古音乐的历史如此走来，也应该如此走去。
    （三）中国音乐史将从14万年前写起
    学术的发展瞬息万变。一部中国远古音乐的历史刚刚“如此走来”，又要考虑“如何走去”了。
    2003年4、5月间，《北京晚报》、《北京晨报》相继报道，“奉节发现14万年前石哨”、“三峡发现最早乐器”。报道称：三峡奉节石哨的发现，“可能会把人类原始音乐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至14万年以前”。(1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古学家黄万波等在重庆奉节天坑地缝地区发现古人类遗址，是我国人类考古史上又一次重大收获。在这一地区的兴隆洞里，还找到了一个可以吹奏发声的史前石埙——确切一点说，是一个14万年以前人们制作的石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谭明博士认为，这件标本系一小段洞穴淡水碳酸钙沉积——石钟乳。它的下部中央为一内壁光洁的鹅管，鹅管的开口端的两边有斜切石钟乳沉积纹层的截面，其不同于自然撞击面，更不同于自然风化面；其次，鹅管开口端周缘的磨蚀痕迹、开口一侧的微凹状态，以及从根部的浑圆变为鹅管开口端的扁圆，是由于部分沉积物被损耗掉，但这种损耗难以用自然差异风化或差异溶蚀来解释。更重要的是，在发现这件标本的兴隆洞里，文化堆积层未经扰乱过，不存在这种自然差异风化或差异溶蚀的环境。显然，有关此器造型上非自然力因素（可以理解为人为加工因素）的一系列推断，表明奉节石哨为当时人们利用一截带有鹅管的石钟乳加工而成，是目前所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原始乐器。
    奉节石哨的出现，其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二十年来，两大戏剧性发现：湖北曾侯乙墓乐器群和河南舞阳贾湖骨笛的出土，导致了先秦、远古音乐史的彻底改写；而奉节兴隆石哨的发现，可能会把人类原始艺术活动的历史，再一次地向前推进至14万年以前！人类在旧石器时代艺术活动情形，历来是学术研究的禁区：古来的神话传说与信史相去甚远，不足为凭；文字记载的历史充其量也仅有三千余年，鞭长莫及；而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文化艺术活动的考古发现几乎为零。奉节出土的原始乐器，将使人类艺术史的研究闯入零的禁区！再一次改写人类的艺术文明史！
    什么是乐器？乐器是人类为音乐艺术制作的专用发声器具。这是比较狭隘的现代定义。乐器的广义定义是：人类为通过听觉得到情绪的愉悦、振奋或警示而创制的发声器具。琴、瑟、箫、笛自然是乐器，于、铜鼓是军乐器，沙球、猎角、车马铃、狗铃，乃至骨哨和石哨是不是乐器？也是乐器。从人类的幼年时期开始，对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某些特定音响，渐渐产生了注意和爱好。久而久之，学会利用手边的器具去模仿类似的、令人愉悦的音响。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进而学会了制造能产生这些音响的器具。这些器具，无论其制作上是如何粗糙，或其音响性能是如何低劣，都应该算作人类最早的乐器了。奉节石哨能算“乐器”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可以这样设想，利用手边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或其他自然物品直接发出音响，是人类学会制造乐器的第一阶段，这方面我们今天难以直接通过考古发现加以论证。但借助一些乐器与某些生产生活工具在外形和构造上明显的亲缘关系，可以得到这样的推论。例如流行极为广泛的乐器石磬，就和一些石犁、石刀在许多地方有着一脉相承的特点，应该是远古石器时代的遗存。通过改造生活用具、生产工具或其他自然物品去获得人们所需要的音响，是人类制造乐器的第二阶段。《吕氏春秋》所说的帝尧命他的乐官质用麋路冒缶而鼓，以及山东邹城野店大汶口文化22号墓葬出土的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罐蒙皮而制成的土鼓(13)，应是这第二阶段的写照。当人们有目的地去制造专用的发音器具的时候，应是人类学会制造乐器的第三阶段：真正的乐器制造业诞生了。山西襄汾陶寺遗址3015号早期大墓出土的木鼍鼓(14)，可说已踏入了“专门”的乐器行列。
    用奉节兴隆洞出土的石哨对口吹奏，吹出的气流会从孔中回旋后从吹口的一侧出去，因而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一个清晰而稳定的音频。我们可以猜测这也许只是一种发声的玩具，也可能是一种狩猎用的诱捕工具。不过不可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人类如此早的幼年时期，已经懂得如何利用有孔的钟乳石去加工成能够发声的器具，而且是加工成一种能够发出人们所预想得到的音响的器具，这标志着，奉节兴隆洞出土的石哨已经进入了创制原始乐器的第二发展阶段。
    奉节石哨的出现，是历史给音乐史学家们开了一个更大的玩笑。它又一次地给人们制造了一段永远填不满的历史空白——这一次的空白，是从舞阳骨笛到奉节石哨的13万多年！
    当然，奉节石哨只能发出一个单音，不存在什么“旋律”性能。我们还不能要求14万年前的古人已经具有了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某些音乐观念。音乐艺术是人类创造的社会上层建筑，音阶的出现是音乐艺术发展到较高水平时的产物，也是具有相当高度文明的社会的象征。人类从最初随意的叫喊声中，从不规则、不固定的无数自然音响中，把几个具有相对固定高度的乐音抽象出来，并赋予一定的内在联系，构成一个人们称为“音阶”的乐音系统，其间经历的漫长岁月，何止千年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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