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书翠，女，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

 法律方法论是对法律如何被运用的一系列解释、论证和推理的技术、技巧、规则、程序、原则的系统思考。在中国语境下怎样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实现法治，为中国法治之路的方法论选择提供理论支撑乃是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兴起背景与历史使命。而诗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因其对逻辑思维规则的拒斥而与逻辑思维相对立。因此，在中国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中，诗性思维似乎要成为一个亟待摆脱的羁绊。本文试图阐明诗性思维虽然与知性思维处于对立状态，但是，它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特征，已沉淀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一个无法回避、无法剔除的因素。因而，仅仅把诗性思维方式看作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的羁绊无助于中国法律方法论的建构。
    一
    诗性思维，是指那种不具有清晰的、严格的逻辑形式的思维方式。它以带有感性形象的符号为表征手段，从而与逻辑思维相区别或相对立。由于摆脱了理性认识活动和逻辑思维规则，诗性思维不是通向概念的方式，不指向任何确定无疑的知识。诗性思维的显著特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整体性。诗性思维的对象不是一个有限事物，而是一个连续的无限整体。其二是不确定性。在诗性思维中，符号仅仅被视为表达对象之物的工具，名言概念被视为表达对象之物的手段。它通过想象、联想、比拟等思维路径建立其概念和对象世界之间的联系，从而使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形成一种间接性的统一。其三是模糊性。在诗性思维中，概念和范畴具有多重功能，可以表征不同的事物和对象的不同意义，或者说概念或范畴常常出现意义的超载与飘移，构成其表意的发散性和模糊性①。
    西方的学术传统起自对于知识与自然的解释与反省，以知识论为兴趣。它以“知识”为中心展开，有很好的逻辑，有反省知识论，有客观的、分解的本体论与宇宙论，有很好的逻辑思辨与工巧的架构。牟宗三就曾经将西方哲学归纳为“以知识为中心，以理智游戏为一特征的独立哲学”。②对西方而言，其整体性的定位，“是以主客(包括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二元或二分为前提的。就是说，当西方最早的思想家把宇宙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时，这个‘整体’及其‘统一性’，乃是一种‘客体’或‘客观’的‘整体’及其‘统一性’，就是说，‘主体’或‘主观’并不在其内。”③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哲学就已经确立了探究对象之知这一方向，对于对象之知的前提、条件、可能等作了深刻的论证，由此走上了追求绝对的逼真、严格的科学旨趣的道路，期望建立一种具有广泛的普适性、严格的规范性和完善的体系性的科学理论。这样的哲学取向使得他们所关注的不外乎自然事物及其中的数理和谐性，使得他们习惯于拿一种对立的抗争的眼光正视世界，习惯于从人与神、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对立中把握世界的本质。因此，西方哲学家在观察事物时，他们所推崇的即是知性思维方式，总是力求消隐自身、沉没自身，即追求客观事物的绝对纯粹性。
    西方法学的旨趣亦在于此。在司法中寻求一种中立性标准贯穿了西方法律思想的历史。如果司法为摇摆不定的个人偏好所影响，或者为党派政治所操控，那么司法的中立性和正当性就将受到极大的质疑，甚至法治这一理念也将面临合法性的拷问。近代以来，理性至上观念逐渐确立。“就科学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感觉经验的对应关系而言，科学追求的目标是，达到概念的最大限度的准确性和明晰性。”④哈佛大学的曼斯菲尔德在总结了西方现代史后认为，在激进的革命思潮结束以后，现在人们似乎普遍地缺乏男子汉的气概。这并非是男性不争气，而是与现代法治社会对人的要求相关：讲究理性控制，每个人都很职业，不轻易发怒。因而骑士的时代已经结束，接下来是诡辩家(包括法律人)、经济学家、算计者的时代到来了。商界缺乏男子汉气概是因为商业是物质主义的，满足于获取而非获胜，满足于权衡而非正义。商业活动拒绝牺牲，立足于算计收益，当今的体育运动员也是如此。他们更关心挣钱，很难与古代的角斗士相提并论。如今什么都讲究方法与技艺，充满男子汉气概的那种勇敢的又是带有莽撞的正义，已经被智慧与理性所代替，我们这个时代对方法与技能的渴求超越了革命时代的激情⑤。“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进，并不意味着人对生存条件的一般知识也随之增加。但这里含有另一层意义，即这样的知识或信念，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意味着为世界除魅。人们不必再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像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能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⑥在这种时代气氛中，法学内部也涌动着“科学化”的内在冲动，法律人和法学学者试图将法律本身科学化，或者借助其他社会科学的工具将法律科学化，以寻求一种类似科学的中立性。到了20世纪初年，法学家们开始在反思法律的疑难问题中考虑所谓概念法学的弊端，开始为法学的健康考虑，开始对法律如何被运用的一系列解释、论证和推理的技术、技巧、规则、程序、原则展开探讨，系统地考虑法律方法论问题。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思维方式，诗性思维即成为法律方法论研究力图克服与超越的对象。
    二
    在中国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中，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很快成为反思与批判的对象。陈金钊指出，在传统思维中，对方法的忽视已经使中国的哲学显得不那么完整，在本体论、认识论之外缺乏方法论。他说，中国人思维的整体性缺少细腻的分类要求，因而只要有简单的归类，就不会对过于细致的问题提出质疑。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优先以及价值判断正确就不需要方法的观念。如果不对此类判断进行反思，就会使一些正确理论发挥不出效用⑦。这不能不说是直击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现代性面前的弱点。
    从总体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带有浓厚的诗意化特⑧。王树人先生说，“恢弘精微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象思维’原发创生的产物，又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承载者和体现者。”⑨蒙培元先生也曾说，“古代中国是一个文学艺术十分发达的国家，被称为‘诗书礼乐之邦’，其文化是诗性文化。”⑩中国的先哲从来不用“××是什么”或“什么是××”这样一种事实判断的知识论探究方式的格式，对于道，他们从来不用“是”什么的模式来界定，而是用道“像”什么的方式来摹写。这种超越规则的思维，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更加迷恋于近乎模糊混沌的精神运动，强调以体认、体验、体会、体悟的方式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有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解释为“富有成果的模糊”(11)。它把文化当作模糊的意义域，总是根据美学而不是根据逻辑进行认识和评价，其对客观性的不重视甚至违背不言而喻。法律方法论是对法律思维方式的具体研究，是法学实用品格的体现。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的使命是要更多地关注法治理念的实现与具体的法制建设的途径，提供简便具体的操作方法，从理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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