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班建武,李凡卓，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07 ）01—0012—06
    青少年正处在自我同一性形成的关键时期，认同问题对于他们的健康成长意义重大。如何确保青少年能够形成良好的自我身份感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当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采取心理学的立场和研究范式，侧重于个体心理现象的分析。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青少年认同的心理特点和规律，但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变迁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因而难以洞见青少年认同问题的社会根源。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一个在西方发达国家业已存在的消费社会正在中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发达城市逐渐形成，深刻影响着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消费社会这一新的生活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点，特别是商品的符号消费所传递和营造的时尚、新潮和个性，更是得到了他们普遍的认同与追捧，构成了他们认识自我、寻求意义的现实道路。然而，符号消费却无力为个体形成稳定、连贯、独立的自我身份感提供一个坚实的支点。面对和沉溺于这样一个身份流变的社会，他们的自我认同道路显然较之父辈更为坎坷与艰辛。基于此，本文将对青少年认同问题的探讨置于消费社会的背景中，重点分析青少年符号消费对其身份认同的影响，并试图为解决消费社会中青少年的认同问题提供一些初步的思考。
    一、消费社会中的认同危机
    从社会学角度看，认同（identity）实际上包含了相似（similarity）和差异（difference）的统一，即一个人前后的同一特性或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也构成了这个人与“他人”或这组人与“他们”之间的差异性。[1] 长期以来，这种相似和差异的识别，主要通过诸如性别、年龄、阶级、种族等因素的区分而得以实现。人的认同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即人的自我认同和人的社会（集体、群体）认同。前者是一种内在的认同，是一种内在化过程和内在深度感，是个人依据自我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后者则是指人在社会实践中，对某一共同体特定价值、文化、信念的一种接近的态度，其直接对象是人的行为的普遍和客观的社会意义。[2] 然而，消费社会的出现颠覆了个体获得自我定位的传统支点，越来越多地通过对商品符号价值（sign value）的占有来凸显自我的身份感。“通过各种物品，每个个体和群体都在寻找着他或她自己在一种秩序中的位置，始终在尝试着根据一个人的生活轨迹竞争这种秩序。通过各种物品，一种分层化的社会开口说话——为了将每个人都保持在一个确定的位置里。”[3] 由此，消费便具有了一种自我定义和自我分类的功能，人们依据其消费的物品种类而归属为不同的群体，即布迪厄所说的“鉴赏力使对象分类，也使分类者分类”。消费社会中这种自我认同方式造成了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给当代人，特别是给处于自我同一性形成关键期的青少年的自我认同、自我定位带来了困难、迷惑、焦虑，陷入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危机之中。
    （一）青少年自我认同的危机
    人的自我认同就是要使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一种具有内在深度感和意义感的稳定、连续的自我形象。然而，符号消费的享受性、多变性、想象性、无休止性极大地削弱了青少年的身份感，造成了他们认同的碎片化。
    首先，符号消费的物质享乐性冲击着现有的价值观念，破坏了个体认同的价值、文化传统，使青少年的自我认同趋于感官化、物质化。消费社会“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4] 在由广告和时尚营造的消费潮流中，人们的消费欲望被不断制造出来。然而，“欲望并不能让欲望得到满足，相反，欲望使得欲望成为欲望（Desire does not desire satisfaction. To the contrary, desire desires desire）。”[5] 在无休止的欲望消费中，人们崇尚的是消费的一次性，新潮成了消费行为的最大驱动。在这种消费大潮中，普遍弥漫着一股强烈的享乐主义思想，将人的欲望、本能推到了极端。个人对当下欲望的满足胜于对未来发展的规划设计，人与未来的肯定性关系被割断了，“只留下以关心当前的满足来掩盖的自恋人格”，而“当人们随着丧失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也丧失从前对任何传统形式的宗教性信仰时，就会陷入及时享乐的境地”。[6] 在这种社会境况中，诸如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等传统价值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则是商品符号所营造的价值空间（享乐主义）。这种此消彼长的价值嬗变，带来现代人的价值困惑。而符号价值依凭其感官刺激性对于“丰裕社会”中的青少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使他们放弃了对传统价值的追求而囿于物质的享受。调查显示，[7] 大多数（69.2％）青少年同意“若有条件，衣食住行都要跟上时代”，将近1／4（24.6％）的青少年认为应该“今朝有酒今朝醉”。这表明当前部分青少年具有追赶时尚消费的愿望，并注重当下欲望的满足。这必然使青少年的自我认同趋于感官化、物质化，而丧失对自我内在价值的涵养与呵护，造成精神自我的放逐。
    其次，符号消费的流变性造成了青少年历史认同的断裂，使其难以把握自我的连续性（continuity）。认同范畴中的连续性，主要是指一种自我体验和自我经验的感觉，即“一个人对在时空中存在的自我一致性和连续性的知觉以及别人认识到一个人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这一事实的知觉”。[8] 它保证个体在时间维度上的一致性，确保今天的“我”是昨天的“我”。自我丧失了这种历史记忆的一脉相承，必将陷入无根的漂泊感之中，难以获得自我定位的稳固的历史根基。而商品符号价值的工业化生产特征无情地消解了自我的历史记忆，把个体推向了历史与现实隔裂的境地。商品符号所指涉的价值是一种人为的后果，是商家与大众传媒为了攫取商品利润而合谋制造出来的。其重要手段是通过广告和时尚实现商品的意义转移，从而达到符号价值的批量化生产。与此同时，通过偶像、明星等参照群体的示范作用，将被意义化了的商品推向大众。由于商品符号价值的形成是服务于资本利润最大化的需要，因而它永远不会满足于一时的利益，势必通过不断地赋予商品以新的意义去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从而保证其源源不断的利润。因此，“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消费世界中体验的客观世界转瞬即逝的感觉撕裂了自我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的感觉”。[9] 这就使得对新事物充满好奇感，并以对商品符号价值的占有为自我重要表征的青少年，难以形成自我的历史感和连续性，容易失去自我的整体感（afeeling of wholeness），造成现实身份与历史身份的断裂。
    第三，符号消费的象征性混淆了真实与拟像（simulation）的区别，使青少年自我认同脱离真实生活而走向虚幻、自以为是。在消费社会中，人们的各种欲望是被大众传媒、广告以及“新的文化媒介人”大量制造出来的。这种制造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意义转移的过程，即通过“拟像”（simulation）的形式，将物品与特定文化符号相关联，使得广告所呈现的商品具有一种超真实（hyperreal）的存在。“在这种超真实里，媒体不再是真实之镜，而是变成了这种真实，甚至比真实还真。”[10] 因而，超真实的“超”就体现在它比真实还真。这种超真实的达成，源于模型的制造，即真实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人为制造的。这种制造的结果是超真实取代了真实的状况，将真实纳入从属地位，并最终使其消失在超真实之中。在这种超真实所营造的社会氛围中，青少年习惯了对世界的象征性把握，混淆了真实世界与符号世界的区别。他们以为，占有了某件商品就占有了理想的生活，也就成就了理想的自我。“事实上，我在‘吃’一个幻想，而与我们所吃的物品没有关系。我们的消费行为根本不考虑我们自己的口味和身体。我们在喝‘商标’。因为广告牌上有漂亮的青年男女在喝可口可乐的照片。我们在喝那幅照片。我们在喝‘停一下，提提精神’的广告标语。”[11] 这种符号消费实际上割断了青少年与消费对象的真正联系，从而也就割断了他们与真实生活的内在关联。由此所建构的自我必定是虚幻的、自以为是的。
    最后，符号消费所承诺的个性的虚幻性造成了青少年自我认同的重复性和千篇一律，其结果是自我更深层次的迷失与焦虑。在消费社会中，青少年通过符号消费来建构自我、彰显个性，摆脱“这类”而加入“另类”，把一些看得并不那么顺眼的东西标上“非我族类”的标签，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自己安全地投进时尚和潮流的大部队。殊不知，他们通过消费来建构的“自我”不过是商家通过传媒预先注入到商品中的符号意义而已。当人人都可以通过消费来获得这种“自我”和“个性”，那么这种“个性”不过是阿多诺提出的“伪个性”而已——时尚生产系统制造出来的“千人一面”的个性。“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12] 这时候，“自我”变成了一个悖论，所有人都打上了相同的商品印记，口中却高呼个性；每个人都成为某一品牌的臣服者，却高呼自由。当以“个性”之名消费时，青少年在片刻的满足和心情安宁之后发现满街都是“个性”的“自我”，“自我”反而迷失在人群之中，曾经的坚定和犹豫、选择和背叛都成为一个诙谐的玩笑，这使得他们不顾自身的经济实力更加疯狂的通过消费和追逐时尚来凸显自我。这种试图通过消费来建立自我同一性的企图成了青少年群体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而这种集体无意识行为只不过重演着西西弗斯的悲剧——每天不断向上推滚着消费之石，却无法达到自我认同之巅。
    （二）青少年社会认同的危机
    社会认同包含着向内和向外两个方面，向内主要指个体对某一共同体特定价值、文化、信念的认同及归属感，强调的是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向外则是指社会分类，即社会对某一成员的归类和划分，主要表现为一种群体间的差异性。[13] 长期以来，社会认同的主要指标是阶级、经济、文化等因素。而在消费社会中，对商品符号价值的占有仿佛成了人们得以相互区分的惟一指标。这就动摇了青少年对自我阶层属性、民族属性、国家属性的认同根基，造成自我的无政府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
    首先，符号消费的意义开放性造成了阶层界限的模糊，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青少年的阶层认同。相对于古代社会而言，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对物品消费的权限、自由空前扩大了。在古代，物品的特性直接从属于社会的等级结构，各个不同阶级对某一物品的样式、规格的消费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这些样式、规格表征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声望和权力。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平面化和去中心化，物品的消费也摆脱了严格的等级限定而趋于自由化，成为了现代社会重新排序的一种符码（code）。另外，由于现代城市匿名性的增加，人们在创造外部的阶层形象认同中，符号消费的作用越来越大。一些低收入群体往往试图通过改变消费方式而融入上层社会。“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所，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像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花枝招展，如果黑人挣到了一辆卡德拉牌汽车，如果他们都读同样的报纸”，[14] 那么这种表面的一致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幻觉：阶层之间的差别消失了。处于下层阶级的人，完全可以通过模仿时尚、努力消费形成我就是这个阶级成员的印象，尽管他事实上并不属于那个阶级。调查表明，[15] 当前36.2％的青少年非常赞同“别人有的名牌货，我都希望拥有”的说法，半数以上的人认为“当买了一件别人少有的商品时，我会洋洋自得”。这说明，青少年群体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攀比消费、炫耀性消费。这在一定意义上即是他们自我阶层认同危机的一种现实表现。这种阶层认同危机对于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而言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容易使他们形成焦躁、自怨自艾或者仇视社会的消极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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