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权益荒”：导致“民工荒”现象的直接原因
人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其具有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如果城市政府和企业只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的自然属性，把其简单地当作资源来利用，相反没有看到其社会属性，这必然会导致权益的缺失、保护的不利。“权益荒”的出现进一步导致了任意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现象的出现，随之而来伴随的将是“民工荒”问题的普遍化。
第一，“劳动报酬荒”：报酬较低，欠薪严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为了获取较高的收入。当他们迁移的成本及所获得的实际收益接近甚至大于预期收入时, “民工潮”自然会退却。目前来说，我国农民工工资水平一直偏低, 相对于公务员、事业单位工资以及沿海发达地区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增长速度其增长是十分缓慢, 十几年的变化几乎微乎其微。与此同时, 城市物价水平不断高涨,尤其是城市的房价不断飙升，农民工工资水平与城市消费水平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合理。因此，农民辛苦劳作赚的钱还不够负担自身的生活费用，更别说寄回家乡去赡养父母、抚养子女。此外，在当前中央农村政策的改革与落实的情况下，粮食价格得到提高，农业税收已经被取消，农民的收入确实有了一定的提高。因此，进城打工的收入相对来说并不高,还赶不上在农村种地,所以许多青壮年农民又选择了务农种粮，或就近就业，这也是“民工荒”出现的原因之一。即便如此, 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中,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 在许多地区还相当严重。由于上述种种原因, 相当多的农民工只好选择离城回乡。
第二，“务工环境荒”：环境恶劣、条件低下。务工环境包括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居住环境、卫生环境等等。农民工在其工作的城市里被边缘化，受歧视，不能融入城市主流，他们大都就业于城市的非正规部门, 这些部门的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大多比较差。例如, 用工单位经常延长农民工的劳动时间, 却不发放加班费；农民工的劳动强度大, 劳动设施简陋, 却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和职业病、工伤保险等保障等方面的困难。目前，我国每天生产事故导致的死亡数目平均高达300多人，一年要死掉十几万人，伤残几百万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平均死亡率大约为1.5%，伤残率大约为5%。各种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特别规定使得广大民工日益感受到歧视和排斥。随着以人为本的理念的深入, 农民工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打工生活的压力,人格尊严得不到最起码的尊重、业余生活的单调和贫乏、合法权益屡屡被侵犯等也让许多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向往逐渐冷却。

第三，“维权机构荒”：机构缺失、组织“虚置”。在我国，农民权益之所以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民利益代表主体缺失。对于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农民工我们不禁要问：谁来代表农民工？谁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我国，代表工人、妇女、青年人等不同群体的法定组织分别有工会、妇联和青联，有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协会，就连私营企业住都有自己的协会，并且做得很成功，而9亿多农民却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6]，更不用说农民工了。例如在目前,城市职业中介机构的市场秩序非常混乱,对于进城的民工来说,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时间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然而对此却没有一个相关机构和团体来为农民工提供相应信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应迅速建立专门机构和相关团体来维护农民工的各项合法权益。
三、实践回应——“民工荒”问题解决的制度建构
“民工荒”现象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问题，受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多因素的影响，同时随着环境的演变又被赋予新的内容，“民工荒”问题是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尽管如此，我们仍应以法律为视角，基于相关法学理论，结合我国“民工荒”现象的实际情况，对当前及预期问题提出相应的制度建构，以期能够对“民工荒”问题予以适当的回应。
（一）推进制度改革，加速城乡融合
制度用于抑制人类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它们总是带有某些针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措施。人们正是根据这些规则来明确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从而形成采取怎样的行动更为合算的合理预期。“民工荒”现象的显现表明我国某些现行制度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制度非均衡已逐步显现，强烈呼唤着相关制度的变迁与创新。
第一，正确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以人为本”突出以人为中心。康德在对“人即是目的”所作的表述中，精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这样行动，无论是对你自己还是对其他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人永远作为目的，决不仅仅当作手段。”因而，“以人为本”要求社会各界尊重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保障其合法权益，使其可以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成果、获得相应的补偿。第二，推动户籍制度制度改革。时过境迁，户籍制度早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取消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是必然的选择。其中最重要的是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规定，确定以职业和居住地作为划分人口类型标准的新型户籍制度，加速证件化管理，允许公民自由的选择生活方式、生活地点以及工作的职业，逐渐淡化和消除城市户口背后所附着的利益，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实现农村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最终达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世界人权大会于1993年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强调：“所有人权都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7]社会保障权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家庭保障功能日趋式微的必然产物。对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的保护在于减少不公正、不平等和消除贫困，凸显以权利为基础促进发展，切实确保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中各个部分内容和要求各不相同，因此，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很不现实，要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建立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工伤保障制度、社会救济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
（二）摆正政府位置，加强执法力度
著名法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他确信，如果组成社会的个人是幸福和美满的那么整个国家就是幸福和昌盛的。[8]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对人民利益负责是其首要职责。政府机构做出的不符合当地客观实际的决策，势必以伤害人民利益而告终。因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应未雨绸缪，对自己准确定位、适当决策，避免陷入尴尬局面的境地。
首先，明确政府在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地位。政府作为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桥梁，处于居中协调地位。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制定解决二者之间矛盾、冲突的最低标准和底线，促使其通过协商、谈判等和谐手段来解决二者之间的不和谐。当然，农民工相对于企业来说是个弱势群体，当他们之间还没有达到绝对的平等时，政府应采取向弱者倾斜的政策，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其次，政府应实现发展模式的转换。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走的仍是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道路，“民工荒”问题的出现使我们不能再将剩余廉价劳动力作为吸引外资和本地企业发展的优势。政府应以“民工荒”问题的出现为契机，逐步强调并确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由劳动、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换，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政府应加大劳动执法监督力度。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9]国家制定法律，就是要在社会生活中得到遵守和执行，否则将变成一纸空文。因此，高度重视执法，也是现代社会实现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政府要将劳动关系纳入法制化轨道进一步加强劳动监察力量，加大执法力度，严肃查处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处罚措施。对个别恶性违法违规案件,还要在新闻媒体上予以曝光。对于侵害民工权益的行为，将对其予以经济上的制裁与舆论上的压力。
（三）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完善治理结构
如体现在自然人身上的双重人格一样，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企业也同样体现着双重人格——“经济人”与“道德人”。企业作为一种道德共同体，在市场竞争活动中，不仅扮演者理性“经济人”角色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同时也扮演着理性“道德人”角色寻求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民工荒”问题的解决需要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第一，企业道德责任的提升。按照休谟所分析的，“一个善良的动机是使一种行为成为善良的必要条件”。 [10]企业之所以会盲目为了经济效益，实施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其根本上都是源于企业自律的失灵和企业诚信的缺失，是经营者道德责任感的弱化。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特别是认真地对农民工权益负责任，是企业“天然”的义务和企业家应有的 “良心”，企业和企业家有责任善待、关爱农民工，本着平等并适当照顾弱势农民工利益的原则签定劳动合同，维护他们的权益。
第二，企业管理者素质的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作为企业的掌舵手，是企业各项活动意志的决策者和发布者，因此企业管理者素质的提高是解决“民工荒”问题的关键。目前企业在注册时对企业的注册资本、经营场所、公司名称等相关事项都有明确地认定规范制度，但却忽略了作为必备成分的企业经营管理者。为了有效地对经营管理者的能力进行有效的评定，避免经营者的良莠不齐，我们应给经营者设置市场准入门槛，即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工作绩效进行客观公正的考核评价，可以为其选拔、激励、监督机制的形成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标准。
第三，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农民工在企业中一般居于弱势地位，缺乏主人翁意识，因此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改变劳资关系力量对比成为当务之急。我国新《公司法》虽然设置了职工代表董事制度，但尚不完善，结合当前国情，我们应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对于雇用农民工的企业职工代表中农民工的人数底线，从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上保证农民工应有的发言权。同时为了保持农民工代表的独立性，避免依附或屈从于企业的压力，农民工代表应由全体职工选举产生，而不应由资方指定，并应规定资方无正当理由不能解雇职工董事，从而有利于劳资双方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便于企业的长效发展。
（四）培养保护意识，提高自身素质
“民工荒”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中间层等各主体多方位的努力与改进，同时作为这个舞台上的主角——农民工自身不能仅仅出于被动的被保护状态，充分彻底解决“民工荒”问题不仅是农民工自身的权利，同时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农民工自身对自己的“责任”，因此农民工应在社会各界的援助下，尽自己最大的能力、靠坚实的决心、采取各种措施保护自身权益。
在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和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的今天，邓小平指出：“劳动者只有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1]因此，对于当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农民工也应当有清醒的认识。“民工荒”问题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是技能型工人的缺失，是“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两种现象的极端显现，这正是目前工作难度和劳工素质双重差异的结果，也是目前劳动力市场的真实写照。所以，农民工应当明确，当他们打道回家的时候，不仅意味着自己对“进城”的放弃，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他们是被产业升级、技术发展和素质提高的浪潮淘汰了。民工“回流”，不是自动离弃造成的荒缺，而是被动淘汰后的黯然退出。只是在他们退出之后，高素质的、能满足现实需求的民工尚未及时补上。所以，“民工荒”应该是就业结构调整中的一次岗位震荡，是“结构荒”，是“伪民工荒”。因此，在充分认识“民工荒”实质的基础上，农民工应从自身做起，首先应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学习有关法律法规知识，切实了解自己的权利义务以及维权手段，培养自我保护意识，在全社会形成知法、守法、护法的良好氛围。其次，农民工应以提高自身素质为最终目标。农民工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参加各级机构和部门开办的培训机构，在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同时，更应提升自身的业务技能，不能满足于现状，在工作中不断通过学习来充实自己，为“民工荒”问题的解决构建强大的基础力量。
（五）设立中间层，缓和对立矛盾
无论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还是司法制度的演变史，都可以看成是一部纠纷解决方式的演化史。[12]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的多元化的趋势尤其明显，由此导致了农民工群体与其他利益集团之间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激增甚至激化。为了有效应对这种多元化的利益冲突、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一种多元化的思路，应尽可能地使多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最大限度地达到相对公平与协调。我们不仅要求制定相对公正的法律，也需要在纠纷解决时兼顾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更好地进行协调、而不是简单地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为此，必须构建一种具有更大包容性和灵活性的纠纷解决机制，社会中间层以期特有的功能和作用在多元矛盾化解中彰显着巨大的作用。
在现代经济法的视野里，社会中间层既能承担部分国家职能，又承担部分市场职能；既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国家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市场主体的利益，起到既弥补“市场失灵”，又弥补“政府失灵”的缺陷，使国家、市场主体在社会中间层的协调下良性互动，从而实现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优化的目标。[13]社会中间层作为农民工利益代言人的社会中间层可以称为“农民工协会”。在农民工协会中首先应明确其设立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以农民工整体利益优化为目标的农民工集体利益。其次，农民工协会在其组织形式、人员配置、经费筹集等方面都应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以真正实现对农民工利益的保护。同时在农民工协会中还应积极吸纳社会志愿者及相关专业人员，从而可以向农民工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帮助。最后，农民工协会还应积极利用自己的独立地位，加强对政府和市场的监督。当发现政府和市场有不利于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举措时，农民工协会应及时与有关机构和部门协商和沟通，防患于未然，把劳动纠纷与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其演化为恶性事件。
结语
现阶段，我国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农民进城务工难的现实环境下，沿海一些地区却出现“民工荒”的现象，这个看似与现实矛盾的现象的产生绝非偶然，也不是由单一的原因致使的，而是因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因素造成的必然结果。我国对“民工荒”现象的关注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内容还比较粗糙，不够完善，还不能满足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因而，我们应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长期逐步对“民工荒”现象进行探讨。笔者希望通过上述的浅论唤起人们对农民工的关注，使其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保护，从而使得相关的法律法规更加合理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Michael Taylor.Community Anarchy and Libert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44
[2]李长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分配制度研究[J]．法学杂志．2006,5
[3]山本吉宣．国际相互依存[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92

[4]张玉堂．利益论——关于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的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38
[5]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225
[6]李长健．论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以利益与利益机制为视角[J]，中国法学，2005（3）
[7]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UN doc.A/CONF.157/24),PartⅠ,Para.5.
[8]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 ．吴寿彭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5：199
[10][英]大卫·休谟，关文运译．人性论下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518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0-121
[12]李琦．冲突解决的理想性状和目标——对司法正义的一种理解[J]，法律科学，2005（1）
[13]李长健．新编经济法通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116


The research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rural worker from the economic law visual angle
Li Chang-jian Xin Chen
(Hua Zhong Agriculture Univercity, HuBei, WuHan, 430070 )
Abstracts: China has been regarded cheap labour as “unlimited supply”, after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but unexpectedly large scope of the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 it has become the key issues which endangers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spects. The question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rural worker " needs to carry on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in terms of every discipline such as economics, sociology , which need to carry on under economic law especially. Interest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points, we interpret the phenomenon of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 analyse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 and choose the path for the solution of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rural worker; economic law;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ystem;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interests; the harmony of the interes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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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6JA820015）和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07SFB2043的阶段性成果。
[1] 李长健（1965-），男，苗族，湖南湘西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法理学、国际经济法、经济法及三农法律问题研究。
[2] 辛 晨（1984-），女，安徽淮南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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