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鲍静，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

 [中图分类号]C913. 14，D440，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06)08-0033-07
    一、社会性别理论：一个建构中的认识框架
    1. 社会性别——是常识还是新知
    女权主义(feminism)运动从19世纪的近代西方社会兴起以来，以倡导和追求男女平等和社会公正为出发点，其社会行动和女权主义理论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发端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性别(gender)理论，是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发展起来、并对这一运动起着重要指导作用的核心观念体系，并已逐渐发展成为西方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析范畴。[1]
    gender本来是一个语法概念，表示词的阴阳性，美国的女权主义者为反击“生物决定论”，创造性地借用了gender一词来表示社会性别，并以此与生理性别(sex)相区分。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研究中，人的性别有两种：一是生理性别，一是社会性别。生理性别是指男女在生理结构方面的差异，在英文中对应sex一词。社会性别是指基于生理性别的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两性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表现为社会对男女在婚姻、文化、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所扮演的角色的固定期待，在英文中对应gender一词。[2] 例如，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父母、老师、朋友或强制或潜移默化地告诉我们：男孩子应该坚强、勇敢，女孩子应该温柔、娇弱、善解人意等等。
    生理性别是人与生俱来的性特征，不因人的种族、民族、地域或国别而有所差别，而社会性别则是后天形成的，是社会变迁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性别关系。因此，社会性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具有历史阶段性、社会性和共塑性等特征。[3] 社会性别的历史阶段性是指不同历史时期对男女两性期待不同而导致的男女性别角色模式的不同；社会性是指不同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对社会性别的建构，即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性别制度；共塑性表明社会性别的形成不是某一特殊群体自发或有意识培养的，而是处于同一社会中的男女两性相互塑造的结果。
    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以上有关社会性别的描述却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有关社会性别的叙述不能揭示社会性别观念之所以被接受的根源。换句话说，社会性别理论有关性别、性别关系和性别制度的描述只表达了明显的社会学“常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存在不存在社会性别、性别意识和性别关系，而在于社会性别、性别意识和性别关系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正是从这个关键性的质疑开始，西方社会性别理论通过不断审视现实存在的两性世界，得以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逻辑出发点，提出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形成了关于性别问题的新知识系统，并致力于揭示两个方面的核心问题：一是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上，性别意识、性别观念究竟是更多地建立在生物学和生理学知识上的科学，还是由历史形成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文化叙述和制度建构的结果？二是即使两性在生物学和生理学上的确存在着差别，但是这种差别是否被有意识地夸大了？
    这些深刻的诘问，引领着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家反思人类的两性关系史，在解构两性传统历史叙事的同时，建构着新的社会性别理论和知识。人们的反思和理论发现表明：第一，社会性别意识和观念与其说是生物学和生理学基础上的客观认知，毋宁说是一种由历史过程建构出来的叙述，关于“男子气概”和“女人味”的种种描述和界定，是由大量的偏见和功能性的假设构成的；第二，关于社会性别和两性关系的历史叙述是由男性主导的，是按照男性世界的需要和为了维系男性地位而建构起来的；第三，社会性别和社会性别关系反映的是一种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其实质是一种权力关系，它深刻地贯穿在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家庭等一切领域；第四，社会性别理论的一大任务就是解构男性话语，以及由男性话语统治着的历史叙述，对男性话语主导的政治重新进行审视和界定，从而解构现实中不平等的两性关系，重建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
    可见，在社会性别理论的关照下，社会性别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简单，与其说社会性别是一般人熟悉的常识，毋宁说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展的概念，社会性别理论和知识系统的建立和丰富是一个不断解构和建构的过程。
    2. 作为分析工具的社会性别理论
    社会性别理论把两性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认为它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反映，从分析两性关系入手可以发现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根源和本质，从而将社会性别理论变成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分析工具。
    首先，社会性别理论揭示了两性关系的经济本质，认为作为基本社会关系的两性关系实质上是生产关系的反映。就像阶级、民族、国家这些概念一样，社会性别关系是经济生活中两性在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方面的不平等关系。这种不平等关系由于与阶级、民族、国家等诸种关系相交叉重叠而长期沉默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女性在生产、再生产(生育)领域中的贡献，只是被当作是男权社会中的附属价值而不被承认，这导致女性自身价值长期被贬抑、被排斥。同时，在经济领域，由于社会分工的存在，妇女长期被束缚在家庭领域(私人生产领域)，而父权制社会分工的制度化，也迫使妇女放弃外出工作的权利，即使在法律和名义上获得这种权利，但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由男权控制下的社会梯级分工结构，也使得女性鲜能与男性一较高下，只能屈就于低级、下层的工作。这种经济生活中制度化的不平等，反过来从文化上强调了女性在智力和体力方面的劣势，又成为强化父权制的借口。就像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十分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女性社会平等的获得只能伴随着整个人类解放的到来而到来，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妇女解放的开始一步，就是要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4] 社会分工导致的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两性关系其他方面不平等的深刻根源，这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共识。
    其次，社会性别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深入揭示了两性关系的政治本质，即“性的政治”或“性别政治”。西方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是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二元论”和“两分法”。在社会性别理论看来，西方政治理论绵延至今的“二元论”和“两分法”，不但制造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对立、自然和文化的对立，而且制造了男人世界与女人世界的对立。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二元对立中，公共领域表现的是理性、克制、秩序与和谐，而私人领域则代表了伦理、情感、无序与混乱，因而公共领域在本质上优越于私人领域，并制约私人领域。同样，在自然与文化的对立中，文化表现的是对自然的征服力，文明的进化就表现为科学技术等人类智慧对自然王国的征服。男人世界与女人世界的对立，只不过是前两种对立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因而，女人世界对应的是私人领域，是自然领域，而男人世界对应的是公共领域，是文化领域。女人天然是伦理、情感、无序和混乱者，而与理性、克制、勇敢和秩序无关，因而与私人生活、情感和伦理联系着的女性是不适合过公共生活的，换句话说，是应该被政治所排斥的。正如学者们所观察到的那样，“把女性和男性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中区分开来，并把他们分别置于私人生活与公共世界中，这种分离的方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形成这一复杂现实的基础是人们相信女性的本质属性就是恰当地从属于男性，她们合适的位置是在私人的家庭领域。男人则适当地存在于两个领域中，并统治着两个领域。”[5] 激进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利特据此断言，除了种族、等级制度或阶级之外，性别也是西方社会中的一种基本政治形式。政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来运用权力，而父权制是所有其他权力形式的根源，我们的社会和其他所有的历史文明一样，都是父权制社会。[6]
    第三，社会性别理论还是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分析工具，其独特之处在于从两性的角度看待社会性别关系是怎样在历史中被不断叙述和塑造的。社会性别理论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不断深入追问，在人类文明中，对女性观念特征和行为模式的期待，也即不同文化的共同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观念是怎样形成的？社会性别理论提出的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就是，现实存在的性别关系是由历史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形成的男性霸权得以持续巩固的结果。这种男性霸权的巩固有赖于一套话语和符号的灌输，其根本是因为男性在政治经济上占据了优势地位，从而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作为了整个社会必须信奉的价值和观念。并且，这样的性别意识形态，不但会通过文化演化，而且还通过法律和政治制度不断地强化，使得人们理所当然地把既存性别差异当作一种宿命来接受。[7] 这种深刻的社会文化分析，使社会性别理论在承认性别的生物性基础上，更加注重与此相伴生的社会性。
    也许作为分析工具的社会性别理论过多地显示了自己的批判锋芒，但是这样的批判和解构却使我们深入认识了社会性别的本质，从而准确界定了男性与女性问题的关键。
    二、社会性别理论与公共管理
    1. 社会性别理论对于公共管理的方法论意义
    由于社会性别理论关注的问题极具现实性和针对性——它的理论视角无时不在触及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治理，又由于它观察问题的视角迥异于其他社会理论，因此这一理论对于公共管理来说有着巨大的方法论意义。
    从总体上讲，社会性别理论要求：(1)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性别。人的社会性别是在对家庭环境和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反应中形成的，并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不断改变。人的社会性别不仅因时间而异，而且因民族地域而异，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构成。社会性别理论打破了性别不可改变的宿命观，对传统的性别观念提出了挑战。(2)将女性视为发展的主体。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在社会发展中，女性与男性处于平等的主体地位。因此，在精神上，女性应该独立自主，摆脱依赖男性的软弱心理；在处理与男性的关系上，应当与男性结成彼此尊重平等相处的伙伴关系；在对待国家和组织的态度上，应该主动争取自己的权益，不能成为一种工具。(3)反对孤立地研究女性和女性问题。社会性别理论认为，考察女性问题，应该将其放在男女两性共同塑造的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中，不能将妇女孤立地割裂开来。社会性别制度和性别结构中，不仅包括男女两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同时也有对男女两性发展的不同限制和制约。(4)注重不同政策或项目中对男女两性影响的分析。社会性别理论注重分析哪些政策和项目能真正使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有所改善，哪些反而强化了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加剧了男女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从而旨在消除性别不平等或性别歧视。
    由此可见，社会性别理论在解构传统性别关系和性别观念的同时，也在努力建构新的社会性别关系和社会性别观念。[8] 这种理论说到底是要从探寻两性关系的奥秘开始，认识人的本性，又在深入了解人的本性的基础上，寻找构建良善社会关系、提高社会整体福祉的新途径，并由此形成社会性别分析范畴。因此，社会性别理论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本质和根源的回答，对于我们更加全面了解公共管理的价值、手段和目标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它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譬如，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根源——经济生活、社会关系、社会制度、权力关系——都可能依靠自身的分析范畴找到答案，从而帮助提醒人们在制定公共政策、从事公共管理的活动中，必须深入理解问题的本质，把正义、平等、公正的价值观纳入到性别构成的现实实践之中。
    2. 以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审视公共管理
    社会性别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西方女权运动，之后，这一概念引发的社会性别理论建设，成为西方女性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促进了学术领域的繁荣和丰富，引导了妇女运动的深入发展，并对公共管理的研究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学术领域，社会性别理论为女权主义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据不完全统计，在美国，有250多个研究所、700多所高等院校有女性学系和中心，每年向学生开设3万多门同社会性别相关的课程，培养跨学科的社会性别学的专家，[9] 其中就包括公共管理学科。同时，社会性别理论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地参与了学术思潮的交融，女性学学者将社会性别理论的分析视角引入历史学、文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领域，创立了跨学科的社会性别教学机构，深化了众多学科领域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和阐释。社会性别理论逐渐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析范畴。该理论也逐渐影响了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学者把社会性别理论运用到了自己的研究中。
    面对社会现实，社会性别理论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观点：社会性别是在社会制度和文化中形成的，可以通过政治和宣传的影响进行重构，因此，政府应该注重妇女在社会性别发展中的作用，有责任也有可能在决策中引入社会性别意识。目前各国政府在公共决策和实践中对社会性别问题分别采取了五种态度：(1)性别歧视。持这种态度的政府决策层，往往以现有社会中的性别分工为依据，巩固和强化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并通过强制措施进一步剥夺女性权益。(2)性别平等。每个人，无论男女，都拥有人的基本权利，政府的基本职责是确保每个人得到平等对待的政策保障。这种态度很容易抹杀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的差异，政府往往以男性的标准来要求女性，从而加重女性的社会负担。(3)积极差别对待。政府正视男女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生理和社会差别，对妇女所处的不利环境采取积极的纠正和保护措施。但是基于这种态度的行动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补救措施。(4)性别中性。政府没有意识到整体社会利益格局中男女两性的差异，将其视为无差别的利益群体，政府政策可以无差别地对待，既不需要采取任何保障妇女权益的措施，也不需要有意识地强化性别政策。性别中性是世界许多政府公共管理行为中的普遍问题。(5)社会性别意识。政府意识到男女性别的差异，认识到这些差异与社会的性别制度密切相关，政府的职责不仅仅是帮助妇女解决具体的权益受损问题，而是要积极改变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结构，从而改变社会性别秩序。这一态度强调男女两性共同参与公共管理，共同发展，是性别平等的高境界。[10] 目前国际社会和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渐认识了在两性关系上诸多以前为人忽视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盲点，并积极采取措施，推动社会性别意识进入公共决策，努力使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