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坤，华东师范大学【原文出处】求是学刊

 中图分类号：I257. 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6)02-0121-05
    清杂剧不仅在外在艺术形式上承继了明代文人杂剧的审美趣味，还于内在精神上发扬了明中后期杂剧创作的个人化倾向，并在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化：如以己身入剧，注重主观情感的表达，强化个体意识趣味对剧作的渗透，将杂剧作为文人即兴娱乐的重要方式等等。清杂剧这一个人化特色在戏曲活动各方面都有所表现，并促使以舞台为生存土壤、以通俗大众化为本质特征的杂剧艺术的案头消亡，促成文人杂剧的最终完成。
    一
    明中期以来，一批士子文人的参与，为杂剧发展带来了全新的面貌。康海、王九思及徐渭、汪道昆等以文人之笔跻身杂剧创作，他们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与张扬的个体精神，以主观抒情为剧作中心，强调个体经验的传达与文人趣味的追求，表现出与大众化、通俗化审美取向相反的一面，本文称之为“个人化”倾向。时至清代，这股杂剧的创作血脉并未割断：“顺康之际，徐石麒、尤侗、嵇永仁、张韬并有妙造。雍乾之世，有桂馥、曹锡黼，而杨潮观尤臻极诣。降及嘉咸，有舒位、石韫玉、严廷中，亦一时之能手。同光而还，始稍稍衰矣。然如陈烺辈犹学步邯郸，未尽绝迹”[1] (P79)。这些剧作家的生存境遇各有差异，思想意识与政治立场多有不同，艺术成就亦有高低之别，但他们一个重要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以文人的观照方式参与杂剧创作，在增强文人杂剧典雅品味的同时，将明杂剧的个人化精神进一步深化，使个人化特色在戏曲活动的各方面都有所表现。
    其一，就创作心理而言，这些清代文人试图将杂剧艺术与个体人生融合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主体介入性与自喻心理。他们对杂剧的“介入”并不同于元杂剧作家“躬践排场，面傅粉墨”的舞台实践，而主要借助创作来阐释个体经验情怀，所谓“制曲者，文人自填词曲以陶写性情也”[2] (P217)。如清初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云：“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而我之性情，爰借古人之性情，而盘旋于纸上，宛转于当场。”尤侗亦指出：“假托故事，翻弄新声，夺人酒杯，浇己块垒，于是嬉笑怒骂，纵横肆出，淋漓极致而后已。”与尤侗、吴伟业等有意识“借助”戏曲“寄托”情感的形式不同，一些剧作家由于身世之感较为强烈，时而越过“借”或“寄托”这一层创作的间离感，将自喻意味在不知不觉中进行深度强化，譬如徐爔：“家世清华，晚年家中落，不能无感，故诸作虽多旷达之词，以淡泊自持，而亦追往事，叹暮景，骚楚之音亦流露于不自觉。”[2] (P364)汤贻汾《逍遥巾》亦“以剧为自传，如徐爔者”[1] (P57)。由于主体介入性的突出，有的剧作家亦不限于隐喻意味的“自喻”，索性以剧中人物自呼己名，譬如廖燕，他不但以己事化剧情，还以真实身份入剧，《醉画图》、《镜花亭》等四剧皆由其个人现身说法亲为剧中主角，廖燕等可谓“有名有姓亲列传，游戏成文吐真言”，这种以己身入剧的典型表现是明杂剧中所罕见的。
    其二，以主体介入剧作为基础，清杂剧作家在情感表达上多以自我为中心，主要抒发由一己人生遭际、社会体验所触发的个体性情感。在清代剧坛占有重要位置的苏州派剧作家，其剧作不仅包含了文人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也反映了平民大众的情感愿望、伦理价值取向，如锄奸扶忠、惩恶扬善等等。如果说苏州派作家对生活主要是一种外向性的剧化思维，文人杂剧作家所展现的则是一种内倾性的诗化模式，即关注更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遭际情志。譬如，王夫之《龙舟会》中多为遗民悲愤之语，吴藻《乔影》尽才女失意之情，吴伟业《秣陵春》、《通天台》与其身世之厄、遭际之艰明合暗契，一些落魄寒士剧中所发尤显得愤激不平，如张韬《清平调》、陈栋《维扬梦》等乃“失意文人极写得意之事以自宽慰者”[3]。嵇永仁《续离骚》、叶承宗《孔方兄》等则是：“歌来喧寂皆空相，哭到凄凉总失声。”[4] 薛旦《昭君梦》亦以昭君遭际为依托，抒发自我不平之志，乃至“如鲛人之泪，点滴成珠”[5] (P272)，故郑振铎指出：“世俗炎凉之态，惟寒士感受最深，故言之亦最痛且切。”[3] 可以这样说，诸多清代杂剧家的剧作基本都是其个体情感经验、志趣的艺术载体。
    其三，清杂剧作家不仅在情感抒发上注重个人化内容，在审美取向上同样坚持自我，以个体性趣味作为主要的审美追求。我们知道，戏曲起源生长于民间，它所面对的观众是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大众的各个社会阶层，这一点在清代以李渔为代表的世俗风情剧作家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李渔等力图迎合社会各阶层的审美趣味相反，清代文人所作杂剧大都以自我欣赏为中心，一般而言：或者发泄牢骚，或者自娱自乐。前者首推尤侗《读离骚》、张韬《续四声猿》、廖燕《柴舟别集》及郑瑜《汨罗江》等等，如尤侗《读离骚》乃“谱九歌为六曲”(《读离骚》批语)，借恣肆的文字挥洒古今悲慨；嵇永仁《续离骚四种》各以歌、哭、笑、骂四字名之，在激慨的情绪迸发中嘲弄人间世事，张韬《续四声猿》、桂馥《后四声猿》均承徐渭《四声猿》之恣肆余绪，借他人悲事写自家胸臆。自娱之作则以裘琏《四韵事》、石韫玉《花间九奏》、曹锡黼《四色石》等为突出，裘琏《四韵事弁言》道：“江淹云：‘放浪之余，颇著文章自娱。’予亦用此自娱耳，遑问工否。”郑振铎《四韵事跋》指出：“明清之际，剧作家类多借故事以发一己之牢骚，若琏之用以自娱云云，盖超于当代风尚之外者。”[3] 质言之，不论借创作以自娱，或者是借他人故事发泄自我牢骚，这些其实都是对个人化趣味、情感的追求。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