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以及拥有的现代性经验，与租界这个屈辱的名词有着不可辩驳的关系，他们的生命中多少濡染了殖民体验；但是，租界语境中的知识分子又最容易培育民族意识。殖民体验和民族意识的纠结，一直是租界作家难以摆脱的心理重负。而左翼思潮的阶级理论和政治立场，为租界作家提供了破解心理纠结的逻辑系统、观念体系以及现实力量。所以，租界作家主观上乐于以无产阶级的立场置换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乐于讲述上海滩的故事。在上海滩的故事中，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或者空虚无聊、软弱颓废，不脱罗曼蒂克情调，是为一种自我批判；或者在动摇中加入工人运动的洪流，从事崇高的革命事业，是为对无产阶级的一种认同。两种形象具有解构心理纠结的叙事效应。所以，不光失意的亭子间作家信奉左翼思潮，有闲作家也喜欢在作品中穿插左倾的姿态，从话语冒险中获得一种心理救赎。
    (四)上海租界为左联的组织活动和文学创作提供了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
    众所周知，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活动借助了上海租界特殊的政治环境。1930年2月16日，夏衍、鲁迅、冯雪峰、郑伯奇、蒋光慈、冯乃超、钱杏邨、柔石、洪灵菲、阳翰笙、潘汉年等在公共租界的公啡咖啡馆秘密集会，商讨成立左联事宜。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在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区域窦乐安路233号(今多伦路201弄2号)的“中华艺术大学”召开。为安全计，左联其他的集会和联络地点也往往选择租界。左联人士正是利用租界的特殊环境与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周旋。租界还为左翼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较宽松自由的语境，因为租界当局执行的是言论自由政策，对于作家说什么，写什么，是不大干涉的。左翼作家利用租界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有利环境，突破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严密文网，创作无产阶级文学，创办左翼刊物，出版左翼书籍。
    (五)左翼文学的迅速传播，得力于租界商人的投资参与。
    在租界的商业化环境中，一种文学现象要成为时代的文学主流，必须在文学消费市场中独占鳌头，这是由文学生产消费的规则所决定的。租界商人利用租界特殊的政治环境，投资于左翼文学的出版销售事业。租界的一群文化商人的投资参与，无意中推动了左翼文学的风行。商人不大关心文学商品的“左翼”、“右翼”之类的标签，他们的目的不过是以本求利。如果某类文学产品受到市场的青睐，能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他们就会蜂拥而上，乐于收购、推销。鲁迅1932年讲过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商人参与左翼文学事业的动机：“当年上海的四马路，号称文化街，各种大大小小的书店集中在这里。反动派看到许多店里摆的是左翼的书和杂志，读者买的是左翼的书和杂志。他们自己的反动书店门可罗雀，反动书刊无人过问。无可奈何之中，把卖左翼书刊最兴旺的一个书店老板捉了来，审讯他为什么不卖右翼的书？为什么爱卖左翼的书？这个书店老板回答说：‘我是老板，将本求利。我不懂左翼右翼，我只懂算盘’。”[13] (P188)
    对左翼文学(包括普罗文学)的流行与商人参与的关系问题，谈得最透彻的是沈从文。我们不妨引用他的几段话：
    一万块钱或三千块钱，由一个商人手中，分给作家们，便可以购得一批恋爱的或革命的创作小说，且同时就支配一种文学空气，这是一九二八年来中国的事情。[14] (P89)
    ……由于“商业”的竞争，乃支配了许多人的兴味，成为中国文学转换方向使之热闹的背景。……由于日本人年来对这文学新问题的兴味，由于商业竞争眩目的告白，一面是中国内部的混战，年轻人无信仰，无良好生活，乃使这问题成为一件严重的事情。使这问题得到一个机会，生着翅膀，向内地各方面飞去。[15] (P83)
    一部分作家或因不太明白政治，或因太明白政治，看中了文学的政治作用，更看中了上海，于是用租界作根据地，用文学刊物作工具，与三五小书店合作，“农民文学”、“劳动文学”、“社会主义文学”、“革命文学”……等等名称，随之陆续产生。……当时江西战事尚相当激烈，看不出个究竟，上海租界上的工运，环境特别，实有点使当局棘手。年轻学生则在时代潮流激荡中，情感上不大安定，且寄居上海一隅更容易接受刺激。左翼文学与这两方面相呼应，商人却将作品向年轻人推销，当然就显得活泼而热闹。[16] (P73-74)
    沈从文上面的话说得很明白，租界的文化商人凭自己的职业头脑，意识到左翼文学切合了时代和人们的精神需求，便有意制造和扩大左翼文学的风气，以“眩目的告白”，向情感不安定的喜欢刺激的年轻人推销左翼文学产品，造成了30年代左翼文学创作的热闹景象。
    三
    30年代的左翼文学，由于产生于租界语境中，作家不是在政党的意识形态下写作，心灵空间相对自由。租界的文化语境，赋予了左翼作家宽阔的知识背景、开放的文化视野，以及世界性的历史观念。租界中西混合的文化语境为作家掘进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深层机制，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思想素材。但是，租界都市文明视阈下的左翼叙事，难以出现“标准”的左翼文本，因为标准的左翼文本要求“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作家必须“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抓取反对军阀地主资本家政权以及军阀混战的题材”，抓取维埃运动、土地革命、红军战斗的伟大题材，必须描写白色军队剿共的残暴，必须描写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地主对农民的盘剥……，形式必须“简明易解”，必须用工农话语……。[17] (P241-242)而“左翼作家联盟里面还没有工农分子”，租界左翼作家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租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适合创作“标准”的左翼文本。租界左翼作家用洋场社会的心灵之镜来照亮无产阶级的世界，固然有隔膜，小资情调也造成了左翼文本的革命恋爱模式和其他叙事症候。但是租界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视野、文学积淀和审美趣味，能够赋予左翼文本另外一些动人的品性，如：租界作家的左翼文本流淌着热辣辣的生命体验和身体欲望，充满了激烈的灵与肉的冲突，在灵魂的撕裂中升华出动人心魄的文学感染力；小资情调以华美忧伤的文体风格，给粗暴的左翼故事增添了蕴藉的文化气息；左翼作家在文本中贯注了叙事的热情，自由地挥发才情，大胆地进行形式探索。租界左翼作家对社会变动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善于选择独特的题材诠释社会的变动，“丰收成灾”系列小说的创作就是例证。虽然探索期的租界左翼文学成功作品并不多，但是生命情欲对文本的热烈拥抱，社会理论知识对个体生命存在状态的深层关注和对灵魂分裂的深度透视，产生了《子夜》这样的经典性的左翼文本。
    在20世纪文学研究中，学者们愿意把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放在一起思考，从中爬梳一些规律。应该说，这三种文学现象各有历史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和租界语境下的左翼文学比较，延安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由于缺乏租界的自由文化语境和个体生命情欲观念，缺少和西方文化、文学的交流沟通，或者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对作家身心的强度组织，导致了作家的心灵空间、知识视野、精神体验日益逼窄，个体消失在群体之中，作家放弃或失去了自由虚构和大胆质疑的能力和探索的锐气，俯首向工农大众虚心学习，在实现文学的大众化，奉献一批“标准”工农文本的同时，也失去了文学的其他一些可贵品质。租界的文化语境，对于左翼文学现象来说，是一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历史安排。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唐振常主编《上海史》的“前言”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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