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永东，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6)02-0096-04
    一
    在左翼文学的研究中，学者们几乎忽略了上海租界的区域文化因素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强调：“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1] (P9)，艺术作品的产生和特征不仅取决于时代精神，也取决于“周围的风俗”[1] (P32)。脱离左翼文学现象的城市文化环境，来谈论它的发生和特质，其结论难免落入片面。每一种文学潮流的涌现和滥觞，都可以从时代精神、社会心理、文本体系、审美需求和区域文化等方面得到解说。中国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兴起的原因，通常被归结为这几个方面：一、国际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尤其是来自日本和苏联的影响；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中国产业工人以及中国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壮大，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三、国民党的统治日益显露出残暴、腐败、无能的一面；四、1928年在西方爆发了一场影响世界的经济危机，加上中国的自然灾害和连年内战，农村破产，城市失业，民众在困苦的生活中挣扎；五、共产党对思想宣传的重视和对文艺战线的有效组织；六、左翼思潮是“五四”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迎合了民众新的审美需求。这些看法，已成为学界的公论，笔者亦表示认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追问，为什么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主潮是在上海涌现？
    二
    在中国，注定只有上海，才能成为左翼文学以及之前的普罗文学的诞生地。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出现，和租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在中国，只有租界化的上海，真正具备左翼文学思想所需的社会阶级构成模式。
    左翼作家联盟的行动纲领明确指出：“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2] (P1129-1132)左翼文学是无产阶级的文学，文学的主体主要是工人阶级。上海是中国工业和工人最集中的城市。据统计，1933年，上海工业资本总额占全国40％，工人占43％，总产值占50％。而且，上海的工业大部分为外国投资，外国的工业投资有67.1％集中在上海。① 与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文学是“反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是在租界开辟后出现的，在二三十年代，上海形成了一个颇有声势的资产阶级阶层。而且，在上海，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广泛传播，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广泛开展，劳资矛盾日益升温。由此可以看出，左翼文学思潮在上海出现，首先是因为上海提供了其必需的阶级基础。
    (二)租界的文化心理和文化风尚对左翼文学思潮的风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0年代的左翼文学思潮是在上海酝酿壮大，左翼作品的创作主客体、传播机构和消费群体，也主要是在上海。因此，上海人先在的文化心理对左翼文学思潮的命运就显得至关重要。30年代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主要是一种租界文化心理。
    “租界是年青人的文化殖民地”，在上海租界区域，人口年龄性别的构成特点为：占人口比例最大的是男性青年市民，男女比例失衡。据《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对1910年到1936年上海租界口的统计显示，租界成人的比例一直占70％左右。[3] (P127)按照人口学家宋德波的观点，成人(15-49岁)在人口中占的正常比例是50％。[3] (P56)由此可以看出，租界人口的青年人比例明显偏高。租界中的男性人口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女性，公共租界男女比例的比值1870年为290(即女性人口数字为100人时，男性就为290人)，1900年为197，1925年为172，1935年为156；法租界的男女比例的比值1910年为197，1920年为173，1935年为141。[3] (P122-123)以男性青年为主体人群，造成了疯狂、暴力和冒险的租界心理，“年轻人容易成为社会主义追求者或信仰者”[4] (P160)。由此可见，租界的人口构成和心理状态非常有利于左翼思潮的传播。左翼文学，原本属于城市现代文学，具有先锋性质，它推出了一种激进的文学观念和粗犷的审美风格，开拓了新的主题，提供了新的人物形象。左翼文学和上海人冒险激进、自由放纵、追求刺激和新奇体验的心理非常契合。
    1930年前后，左倾思潮在上海被当作一种“时髦”。租界堕落混乱的一面，使得各个阶层普遍认为，上海再不能以这样平庸的状态存在下去了。社会主义观念的出现，为各种抱怨心理指出了充满希望的前景，社会上下都把激进的社会主义理想当作一个时髦的话题讨论。“整个20年代，年年频发的罢工无疑给半殖民地上海的都市空间注入了新的‘摩登’含义”[5] (P107-108)，当这种“时髦”的话题、“摩登”的行动与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结合时，左翼思潮也就应运而生了。
    上海贫富悬殊，是一座“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这个城市充满着各种妄想，埋藏着各种罪恶，高楼大厦和贫民窟并存，天堂和地狱共在。“天堂”和“地狱”、租界和华界的强烈反差，在贫穷失意的阶层中培育了嫉妒、仇恨、歇斯底里和铤而走险的心理，培育了反叛资产阶级和外国势力的情绪。对于挣扎在生活底层的人群，十里洋场的繁华是属于大班、买办和资本家们的。狭窄的亭子间、阁楼、灶披间和潮湿的窝棚才是他们的所在。外滩的外国旗舰和洋行是那样地盛气凌人，巡捕房的红头阿三是那样地令人沮丧气馁，南京路上的繁华是那样地令人艳羡嫉妒。失意的人向来肝火旺，生存的艰难，人生的失败，使得他们很容易接受左倾思想。虽然某些群众的力量“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的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6] (P4-11)，“然而含着矛盾性的资本主义的发达却给予普罗列塔利亚以成长的机会。于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上，普罗列塔利亚是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下面成长起来的，普罗列塔利亚是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压迫下面壮大起来的，它晓得怎样去回答资产阶级”[7]。在进步思想的疏导下，上海群众原本极端不平衡的心理，找到了喷发的方向，左翼力量对他们不满状态的组织，使得他们一直按捺的过激行为有了实现的机会，劳资对立的局势蔓延开来，势不可挡。左翼文学喊出了上海底层工人阶级和其他民众的心声，他们长期受资产阶级和洋人压抑的情绪获得了释放的渠道。无产阶级文学是宣传集体主义的，而工人愿意从集体中摆脱微渺的自我体认，占有强力的新体验。人需要在比较中确证自我的价值，左翼作家讲述上海时，心声相通地丑化民族资本家、买办、洋人，书写他们的残暴、贪婪、奢侈、糜烂的生活，以及道德良心的沦丧和必然没落的命运，而工农群众的形象和力量则被放大、提升。无论是在租界还是华界，生活艰难的小知识分子，挣扎在底层的工人，都能从作品获得对工厂老板、洋行大班和买办的一种虚构叙述的征服和报复，在叙述和阅读中把平日的愤懑发泄出来，并获得英雄主义的自我体认。
    (三)左翼文学思潮符合大部分租界作家的精神需求。
    左翼文学创作在上海的繁荣局面，是由1928年前后汇聚上海的一大批作家鼎力支撑的。这些作家大部分生活在租界或租界越界筑路区域。考察众多作家涉猎左翼文学创作的原因，租界作家的精神状态是我们应该加以注意的一个因素。闯入左翼文学创作领域的大部分是青年作家。年轻人喜欢刺激、新奇、冒险的尝试和先锋性的试验。租界风气更是助长了年轻人的这些特性。左翼青年作家不一定是擅长左翼文学创作才选择了左翼文学的门路。阳翰笙多年以后坦言：“我们这些人都年轻。我们有热情，但缺少经验；我们敢于革命，但不熟悉社会，不深知历史，不善于革命。”[8] (P5)青年作家热衷于追逐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左翼文学思潮，原因之一是“年轻人容易成为社会主义追求者或信仰者”[4] (P160)，“青年接近政治时，多取得是‘恋爱’态度”[4] (P156)。租界人富有激情、惯于冒险、乐于尝试和追求新奇体验的一面，租界作家在参与左联的社会活动中、在左翼文本的叙事中一一尝试。
    上海作家被戏称为亭子间作家。单身亭子间作家狭小的房间里，往往只摆一张床、一张桌子，再加一个旧箱子，房子昏暗，泛着灰尘，让人觉得气闷。亭子间的生活，孤独、烦躁、失意、憋闷，让人总想找点什么事情发泄一下才好。拖家带口的亭子间作家的房间里，“炉子、床、孩车等等荟萃一堂，看起来紧凑固然紧凑，但其纷乱真使人不安，仿佛是亡命徒暂时做客，像大难临头，也像兵灾刚过”[9] (P172)。无论单身还是带着家眷的亭子间作家，“漂泊在大都会之中，局促在弄堂的亭子间里，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穷愁潦倒，于是他们怨愤、颓废、思想激狂”[10] (P87)。亭子间作家的精神状态，很容易对左翼文学思潮持接纳的态度。况且，“上海人恐怕很少有懂得静的情趣的。他们玩的东西，如回力球、跑狗、跑马、赌博等等，都是非常刺激非常紧张的玩艺。”[9] (P172)左联的活动和左翼文学叙事，都是属于“非常刺激非常紧张的玩艺”，对于作家来说，这是职业上能提供的刺激机会。亭子间作家的生活是单调的，和外界的交际较少。而要在租界的市民社会立脚，最好和某些团体发生关系。社团是上海人“日常生活的社会依托”[11] (P34)，如果“尽蹲在上海，又不能同什么团体发生特别关系，又不能做别的事，各方面感情越来越坏，门路越来越窄，到某一天害一场病，就真非倒下不可”[12] (P361)。左翼联盟为这些势单力薄的亭子间作家归依团体抛出了橄榄枝，他们中的许多人就踊跃地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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