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洪承，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I206.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6)04-0082-07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组织中最先打出鲜明政治旗帜的团体。它第一次通过文学集团的方式书写阶级政党的思想观念，同时，将文学自我精神的个体心灵探求，引向自为自觉的群体信仰追求。中国现代文学群体由五四同人文学倾向和意趣相投的结社聚合，开始真正转向文学组织规范化的统一政治联盟。“左联”使得现代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有了真正意义的分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翻开了新一页。因此，寻找作为文学社团的“左联”生成和演变的历史轨迹，尤其在文学与政治交织形态下，对该社团形成的独特信仰系统内在缘由、知识结构、组织机制等方面的辨析，在今天显得尤其重要。
    历史重新认识的基点，最重要的是找寻切合历史自身形态的理论方法。客观说，“左联”的文学史存在是现代中国文学活动和文艺运动，以及社会政治革命三者胶合的产物。它在一个较为广阔的文化历史情境中，表现出现代文学群体内在活动和外在社会实践相统一的历史过程。就此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了解读历史的启迪和还原历史的通道。意识形态并非简单的政治代名词，她与文学有着同构的主体世界对某种思想体系的认同活动。意识形态存在于我们的生活本身，参与我们机体的活动和实践行为。用阿尔都塞的话说“人类通过并依赖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中体验自己的行动”。① 将“左联”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学社团纳入意识形态的视野中考察，既注意到意识形态的主体世界的日常性和体验性，又重视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功能。“意识形态不仅仅向人们提供指导世界观的信仰体系，它还在各种社会行为者创造其赖以生存的知识世界的过程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此外，意识形态还能掩盖或转化存在于行为者体验的社会现实和不同的社会群体互相竞争的既得利益之间的矛盾。由此而形成社会现实中的集体意识。……意识形态被认为是建构和重建社会一种方式，而个人意识和这一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②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联”文学社团呈现的意识形态，确切地说是一种整合的文化观念，是一种政治革命信仰体系依附文学精神主体幻象的特殊形态。我们必须从这样的基点上找寻其生存的路向，特别是通过社会政治与文学胶合的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构成分析，来贴近和认识“左联”这样一个繁杂群体真实的本体世界。
    一
    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为文学社团究竟是在怎样的程度上体现出文学与政治的联盟？“左联”的作家们是如何表现出文学团体意识形态主控性和作家主体性结合的？“自从创造社被封，太阳社，我们社，引擎社等文学社团自动解散以后，酝酿了很久的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因为时机的成熟，……正式的成立了”。③ 当年“左联”成立作为新闻报道开篇的这段文字，至少传达着这样几个“左联”成因的信息：创造社、太阳社等团体与“左联”有着一定的连体关系；促成“左联”成立的直接因素是一些团体“被封”和“自动解散”；“左联”成立有一个“酝酿了很久”的过程。同样，文字的背后也有另一种需要解读的内容：创造社为什么被封杀？其他团体自动解散的前提是什么？这里“时机的成熟”指的是什么？已有的文学史在1927年至1930年间中国社会政治急变、阶级紧张的对峙中找到了外部因素的答案，在1928年前后的“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中寻觅到文学内在演变的踪迹。因而有了“党的指示”、“斗争的需要”、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发展的必然等文学史的叙述。一个文学社团的生成，一个文学史现象的出现被完全等同于政治党派团体的发生，也就相应地弱化了文学社群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左联”的诞生和存在必须从文学群体和政治党派的双重关系中细致清理团体内部的精神取向入手。
    “左联”这一团体的七名常务委员中夏衍、冯乃超、钱杏、洪灵菲四人均在1927年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田汉1932年入党，非党员只有鲁迅、郑伯奇两人。将“左联”确认为“党领导下”的团体，这自然也是重要依据之一。可是，客观上“左联”又无疑是作为文学社团存在的，其前身的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以及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五四作家等，一是引领了新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主体力量，一是坚守了五四思想启蒙和社会解放并进的文学传统。在经历了1927年中国政治形势的突变和一段什么是“革命文学”的论争后，他们共同面临着政治和文学双重的两难选择。“左联”的诞生和运作既是这种选择的必然产物，又是历练两难的过程。
    先看“太阳社”、“我们社”与“左联”。在倡导革命文学中出现的“太阳社”，是伴随着1928年1月《太阳月刊》而问世的，但只出版了七期就停刊，8月间组织也解体。“我们社”生存时间更加短暂，从1928年5月至8月间仅仅出版三期《我们月刊》，其主要成员大都是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交叉。它一诞生便自觉承载重大的历史使命：“一面极力克服自我，创造真正革命的文艺作品；一面予反动派以严格的批判和进攻。”④ 其宗旨十分鲜明地强调文艺的创作实践和对反动势力的批判。这与一味以革命文学的倡导和批判反对势力而生成的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有所不同。它一方面表现了自己的独立和对倡导革命文学中不良倾向的纠偏，另一方面也感到在当时大背景下必须“自动解散”。“左联”成立之前，各社团群体的频繁变更与革命文学论争有关。至今文学史的描述是：在要不要革命文学上大家没有分歧，开始出自创造社和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发明权”的争论，后来两两联合在什么是革命文学的理解上与鲁迅等五四作家认识产生了分歧和论争，甚至发展到后来带有宗派情绪的相互攻讦，最后是在党中央的指示“停止内讧，加强团结”⑤ 下而休战。正是时势的迫压，后期创造社经历了内部成员的紧张关系对立和政治变化的封杀；太阳社成员的政治分化；我们社的自动解体。于是，各文学群体积极调整，文学与非文学的力量迅速重新组合。1926年鲁迅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其实我也有一点野心，……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⑥ 冯乃超回忆鲁迅与创造社关系时说：“在日本留学生中差不多有这么一条规律：每当祖国在政治上受到一次外来的凌辱时，就有一些爱国学生起来抗争——弃学回国。这次我们弃学回国和辛亥革命前后回国运动相仿佛，动机是反对国内的反革命……我们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大革命失败后有必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这是我们心目中的共同想法。”⑦ 另外，历史亲历者鲁迅、郭沫若、茅盾、郑伯奇、王独清、阳翰笙等人的个人叙述和记忆⑧，既构成历史的主流话语又不乏有历史差异性的细节，构成了“左联”成因的又一面。政党直接参与文艺的活动，文学自觉服从政治的需要，1930年代的“左联”开了现代文学团体两者成功结合范例的先河。“左联”酝酿的过程是20年代末中国现代社会生存条件的想象的反映，规约并支配着每一个作家的思想和行为。这个“过程”是具有意识形态的多重文化因素的构成。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一种表征”，并且指出“意识形态拥有一种物质性的存在。……一种意识形态永远存在于一种机器及其实践中。这种存在是物质的。”⑨“左联”生成无疑最集中地体现着“想象性和物质性”这样两种文化形态共生共存的关系。
    二
    “左联”意识形态化“想象性和物质性”共生共存的关系构筑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社群。它将以往同人文学群体赋予了现实生存条件的想象，渗透了更多统一化的物质实践活动。“左联”即从组织形式上加强了政党对文学实践活动的统摄。1927年以后，创造社发生了重大的思想和人员的变化，集中到一点就是文学同人思想倾向的政治左翼化。郭沫若思想的急转，作家自述是1925年前后“希望对于马克思主义能够有一番深入的了解”⑩。随后他到北伐革命策源地广州参与了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李初梨等一批年轻的党员作家加盟后期创造社，这时内部有了党的小组和支部，郑伯奇回忆说，创造社转向以后“很快引起党的注意”，“党还派干部组织我们学习”。(11) 同时，太阳社不仅由“清一色”的党员作家组成，而且在组织上直接隶属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其成立会瞿秋白等党员干部也应邀出席“亲加指导”。并且，在创造社与太阳社之间发生冲突时，也是以组织形式解决的。钱杏邨说：“太阳社与创造社(主要是从日本回来的几位)文字上也交过锋，记得第三街道支部还为此将双方召集在一起开过会，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彼此思想意识上都有毛病，互不服气，所以增进团结的问题依然存在。”(12) 许多亲历者后来谈到他们与鲁迅等论争革命文学的最终停息，与周恩来、冯雪峰、潘汉年等中共党员的工作有密切关系。(13)“左联”的运作从调整作家队伍入手到逐渐扩大为群体精神信仰的确立，构成了文学与革命结合的意识形态化组织行为。这既反映了现代政治对文学团体渗透的基本情势，又表现了文学社团自觉加入阶级政党意识的“现代性”诉求。
    “左联”政党的意识形态化不仅表现在组织的酝酿过程中，而且成立以后“联盟”式政治意识的系统建设也十分自觉。首先，“左联”文学观念的意识形态化建构，构成了团体精神政治信仰的主体内容。“左联”成立以后有十分明确的“组织的行动总纲领”，其性质的定位是“革命团体”，其工作目标是进行“文学运动”以求得“新兴阶级的解放”。“左联”成立后的二、三年(约在1930—1933年)间，不断以各种“宣言”、“通告”、“行动纲领”、“文化组织书”、“执行委员会决议”、“抗议书”、“致电信”等等文件形式，向全世界全中国的各界鲜明地表达自己的使命：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目前不独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队伍，且又负起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总的领导任务”。(14) 同时，它也在“联盟”内部加强了每个盟员各个分会组织思想的统一规范，下达明确的具体工作指令，已保证总任务的顺利完成。“左联”始终将文艺的中心放在“动员自己的力量去履行当前反帝国主义的战斗任务，履行推翻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而创造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劳动民众政权(苏维埃)的任务。”(15) 如此坚定和反复强调文艺团体的战斗性任务，是在五四以后的文学团体中从未有过的，也是在社会革命的急剧变化中文艺文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和文学观念的重大调整。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的重要演讲，正是针对现实斗争的形势，可能发生的个人与团体的转变，而强调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有了对“左联”今后发展几点建设性的思考。在特殊环境中，文学观念意识形态统一性的处理，阶级性的强调，正是20世纪30年代“左联”革命团体文学现代性的典型表征，也是其必然的选择。其次，“左联”革命文学团体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和坚守。面对尖锐的阶级对立和革命的你死我活，“左联”在艰难中积极代表新兴阶级，创办了大量文艺刊物营造一个意识形态信仰存在的公共空间。“左联”，作为特殊案例生成于文学史之中，是与其至今仍值得翻阅的那些文艺刊物分不开的。她先后创办了《拓荒者》、《萌芽》、《十字街头》、《世界文化》、《前哨》(后改为《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月报》等10余种文学期刊。五四以来文学社群像“左联”这样在短短的几年间出版团体刊物杂志，数量之多而每一种保持时间之短都是十分鲜见的。这中间反映出“左联”作为革命团体自觉为一个被压迫阶级代言，一切的宣传和反抗，倡导与斗争，坚持与反对都要求旗帜鲜明，具有现实的功利性特征。“左联”的这些刊物一是在极端困难的经济条件下筹措，一是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秘密出版。“左联五烈士”既是革命的战士也是最有才华的作家。同样，这些刊物展示无产阶级群体力量是一方面，而最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借助文学传达无产阶级的声音。所以，这些刊物的名称集中地体现一个新兴阶级的“萌芽”、“拓荒者”和“北斗”形象。她们积极引导无产阶级站在斗争的“前哨”，或者是战斗的“巴尔底山”(英译“游击队”)。“左联”的刊物基本有两大功能：一颁布团体内部的各种决议、行动纲领等；二出版各种专号，特刊等。他们是以战斗者的化身或阶级的象征物，旨在不断保持富有影响的感召力，刊物的本身从名称到内容实质也是其阶级信仰的代码符号。再次，争取被压迫群体的独立话语权，彰显阶级的反抗意识，创建“左联”意识形态信仰统一的表达方式。在“左联”大量的文件、报道和宣言中，乃至文学创作和评论中，都传递着较为单一的阶级生存抗争的信息，并且表达思维的语气、句型都是相同的。以“左联”成立后三年间发表的三个“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为例：1930年8月《无产阶级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1931年11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1932年3月《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从标题中可以看到“左联”始终面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关注“目前”和“新的”形势，从而确定自己的“任务”和“工作”目标。这三个“决议”，前两个分别以六节和七节的篇幅条理清晰地表述了“左联”的行动纲领，文件从形势的分析到事态性质的确定，再到工作和任务的布置，其内容十分详细，态度立场坚定而鲜明，观点不容怀疑。中间不断出现频率较高的“我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必须抓取”、“我们号召”、“一定要加强”、“斗争”、“战线”、“革命”、“现实”、“大众”等等“关键词”，集中体现了“左联”意识形态话语形态的核心内容及其信仰的精神取向。通过这些话语概念、形象体系借助于想象性机制，最典型地再现了当时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情景和“左联”与各种阶级力量之间的关系。鲁迅当时谈到对“左联”的理解：“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16) 显然，阶级的共同目的要求“联合战线”，正是“左联”意识形态化政治信仰追求和实践的本质所在。鲁迅的这一认识是符合“左联”实际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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