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转变首先出现在汽车工业。1950年，日本丰田公司的年轻工程师丰田英二到位于美国底特律的福特公司鲁奇厂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问。截至1950年，1937年创办的丰田汽车公司总计只生产了2685辆轿车，而此时的福特公司鲁奇厂每天的轿车产量已经达到了7000辆。但是丰田英二在详细考察了鲁奇厂之后，敏锐地察觉到福特制存在的弊端，并指出，大规模生产方式并不适合市场需求多样化的日本，福特生产方式存在着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经过20多年的反复试验和努力，丰田公司发展出了一整套以“即时生产”（JIT）为核心的系列制生产方式，被美国人称为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精益生产是指根据市场需求多品种、小批量和大规模地制造客户所需要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进和全面质量管理，逐步消除生产过程中一切可能的浪费和实现零部件及产品质量的零缺陷和零库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汽车研究项目研究小组的调查研究表明，与大规模生产方式相比，丰田生产方式仅使用一半的人力资源、一半的制造空间、一半的设备投资和一半的新产品创新时间，却实现了不足一半的库存、更少的次品和更多样化的产品。
    针对这一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国际汽车项目的负责人做出了如下预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亨利·福特和通用公司的阿尔弗雷德·斯隆开创了世界制造业的新纪元，把欧洲企业领先了若干世纪的单件，生产方式转变为大规模生产方式，并使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丰田英二和大野耐一在日本丰田汽车公司首创了“精益生产方式”概念，当日本其他汽车公司和工业普遍采用这一优越的体制后，日本很快达到了今天的经济领先地位（沃麦克、琼斯和鲁斯，1999：11）。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为了应对市场条件的变化，先后涌现出大规模定制、分包制、网络化、虚拟制造和集群生产等一系列新兴的生产组织方式，并与精益生产一起完成了整个制造业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
    与福特制根本不同，后福特制的典型特征是柔性生产（Flexible Production）与个性化和多样化消费需求之间的对应。柔性生产的基础不再是通过减少员工之间的交流为代价的规模和范围经济，而是强调利用信息技术、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和广泛的信息交流实现低成本满足客户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的网络化组织安排，实施“归核化”战略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企业发展的趋势。
    二、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积累体制的福特制和后福特制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学者把福特制和后福特制更多地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演变的具体形态，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和演进趋势。
    法国调节学派认为，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做的各种理论分析中，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缺乏历史感，从抽象的个体出发所得出的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调节理论是一种非历史的经济规律，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演变。而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则过于抽象，缺乏某些中间概念和范畴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形态的多样性及其发展趋势。
    李佩兹指出，调节理论或方法包括用以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和演进的基本概念或假设。这些概念和假设包括：
    第一，社会以及社会经济活动是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从这个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所考察的交换仅仅是社会关系的某一具体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中，最核心的是劳资关系。
    第二，每一种社会关系都是矛盾的，且难以相互统一。例如，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和劳资关系。如果社会消灭有这种形态存在的话，危机则是一种常态。换句话说，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危机是常态或自然状态，而没有危机恰恰是一种偶然。
    第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形态将由社会关系以某种稳定的形式进行不断再生产进来定义，这种连续的系统就是积累体制。
    第四，积累体制得以实现的方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包括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在内的行为模式；二是正式制度。它们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调节方式。
    当以劳资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将导致原有的社会经济关系再生产难以实现，旧的积累体制就会出现危机并发生转变，相应地，整个社会的调节方式也会随着发生转变。如果社会调节方式没有相应转变，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则会使社会经济陷入整体危机之中。
    在法国调节学派的讨论中，福特制特指1945—1973年以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阶段，后福特制则是指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新形态。
    在福特制中，最核心的劳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大规模生产要求在一个工厂中雇佣数量庞大的工人；二是通过详尽的劳动分工和科层管理，实现大规模生产效率的提高。
    沃麦克、琼斯和鲁斯（1999）指出，福特制大规模生产成功的关键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劳动分工。通过详尽而简单的分工，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都是半熟练的劳动力，其操作活动非常简单和单一，“可能是在两个螺栓上套上两个螺母，或者给每辆汽车装上一个车轮”（1999：33）。安排总装工具体做什么以及如何把零部件送到总装线上，是工艺工程师和装备工程师要做的事情。清洁工专门负责工作场地的清理，修理工负责总装线上生产工具的修理，专门的人负责检查产品的质量。
    通过详尽的劳动分工，大规模生产使工人的操作简单化和标准化，生产中所需要的大量工人是半熟练劳动力，只要经过简单的培训，就可以参加工作。因而，大规模生产在实现了零部件标准化和完全替换的同时，也使工人之间实现了完全的可替换性。这带来了两个重要结果：一是劳动力更加隶属于表现为机器和流水线的资本，工人成为劳资关系中的弱势群体。福特本人就曾经说到，在大规模生产的时代，人们工作的原因仅仅只有两个：一是为了工资，另一个则是担心失去工作；二是工人对这种仅需要体力的简单而重复的劳动表现了心理上的厌恶。因而，大规模而经常性的劳资对抗成为大规模生产的一个典型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大规模生产的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以泰罗制为特征的缺乏群众消费的积累体制。这种积累体制内在的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这一结构性矛盾和局限，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1929—1933年的大危机。
    在大规模生产中，弱势的工人群体要想在产业生产率的增长中获得实质性的收入提高，通过工会等形成政治势力提高在劳资谈判中的地位是惟一的途径。在战后发达国家，工会组织成为最有成效且势力强大的政治势力，并成为凯恩斯福利国家政策最有力的支持者。经济大危机、工会组织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改变，形成了福特制积累体制。福特制是对泰罗制积累体制的替代，通过政府干预，该积累体制强调充分就业和福利政策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以实现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对应。
    福特制积累体制包括以下基本内容：以生产流水线和M型组织为基础， 通过大规模生产和范围经济实现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劳资之间的集体谈判制度建立工资增长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联系机制，实现与大规模生产相适应的大规模消费；大企业之间的垄断竞争使生产建立在对未来做出计划的基础之上；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和福利国家制度，通过充分就业和公共支出增加有效需求和熨平经济周期，调节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使之实现良性循环，以美国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和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和贸易体系，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顺利实现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福特制积累体制在推动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经济的稳定增长之后，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尤其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造成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经济大萧条，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福特制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作用。作为一种生产组织方式，福特制在现有的调节模式下所具有的发展潜力已经消耗殆尽。
    福特制的危机首先表现为该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刚性特征，无法应对消费者的个性化、多样化和快速多变的消费需求。在福特制生产方式下，巨型企业成为整个社会生产的主导，大企业组织结构的科层制、高度的纵向一体化和巨额投资的生产设备的专用性，使生产难以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其次，在新的市场条件下，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不再依赖于规模和范围经济，更重要的是依赖技术进步，尤其是新的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第三，严格的层级制和详尽的劳动分工，使大规模生产面临着严峻的激励问题。第四，持续的经济衰退、使得以充分就业和福利支出为核心的福利国家政策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最后，德国、日本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和发展，改变了原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格局。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第三意大利集群生产、丰田的精益生产和美国的硅谷网络化生产为代表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和西方发达国家政策的改变，代表了后福特制的产生和发展。
    作为一种新的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后福特制不再强调通过详尽的劳动分工和科层制把工人看作是生产的机器实现规模和范围经济的观点，而是强调作为人力资本的工人团队能够比只进行专门操作的单个人更好地完成大部分操作、全面的质量控制、减少库存和生产更高质量的最终产品（Piore and Sabel,1984）。因而，后福特制极大地减少了半熟练生产工人的需求，而增加了大量的拥有职业技能、能够自我学习和管理的新型工人的需求。
    在美国和欧洲，福特制生产方式的核心是工作稳定而待遇良好的蓝领工人，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柔性生产体制使劳动市场出现了分化。第一类是根据国际市场定价的高级管理者和高级技术工作者。第二类是国内市场拥有高技能的核心工人阶层。这两类工人和管理人员拥有就业保障、高工资和所有的福利待遇，同时也对公司尽自己的忠诚。第三类则是外围的附属工人，他们属于半熟练或者简单劳动力，没有就业保障，接受低工资和低福利。
    而从资本的角度看，由于福利国家的详尽的劳动法、最低工资保障、环境标准和日益增加的税收负担，使大批跨国公司开始规避政府的这些调节手段，通过产业链的纵向分解，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转移。
    上述劳资关系的变化，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政策的制定开始向资本利益倾斜。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开始削弱工会的势力；第二，放松规制，实施以减税等为手段的供应政策；第三，通过区域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鼓励企业的跨国经营；第四，政府为吸引跨国投资而相互竞争。为了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国家、城市和地区的政府具有了更强的企业家精神和经营能力。
    为实现产品的持续创新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改变福利国家政策，强调通过国家创新体系的培育建立创新型国家。根据Bob Jessop（1997）的描述，熊彼特式创新国家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市场调节手段把现有的经济体系转变为新经济体系。对公共部门实施私有化和自由化，对私有部门则通过放松管制、新的法律和政策框架的制定支持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政府的活动则按照私有部门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第二，新公司主义。新公司主义要求公司把注意力转移到自身利益上来，使现有的公司体制反映新的劳动和异质的劳动市场的要求。新公司主义的目的在于使公司集中精力于产品创新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第三，新国家主义。新国家主义强调国家主导下的经济重构，它要求通过自发的国家政策柔性化使国家活动向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方面转移。新国家主义的战略目标是建立柔性积累体制和提升民族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在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制度在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过程做出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布瓦耶（1990）描述了后福特制已经呈现出来的某些重要特征。例如，持续的产品和工艺创新，生产过程中对拥有高技能和高忠诚度的工人的依赖，生产剩余的折衷分配；通过分包等多级网络充分地利用市场、产品和技术信息，产业、金融机构和国家对长期技术创新战略的分担等。其中，强调从福利国家向创新国家的转变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发展的重要趋势。
    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后福特制既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占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又代表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和制度的演变趋势。21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根据后福特制生产的需求，制定了一系列有效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尤其是围绕着从福利国家向创新国家转变所进行的政策体系调整，将持续地改变和影响发达国家和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一演进趋势正在对我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无论从生产组织方式发展还是从政策体系调整的角度看，对后福制的研究都将为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借鉴。
    收稿日期：2007—03—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BJL045）。
    注释：
    ① 沃克曼、琼斯和鲁斯（1990）所说的汽车产业的二次转变，是指20世纪初以来汽车产业先后从单件生产（Craft Production）转变到福特制，再由福特制转变为后福特制。

 刘刚（1965—），男，山东济宁人，副所长，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现代企业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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