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26日，美国http://www.counterpunch.org 网站刊登了格里格·葛兰汀题为《弗里德曼和帝国经济学》的文章。着重分析了弗里德曼、哈耶克以及他们和美国政府、美国垄断资本策划培养的“芝加哥小子”在智利和拉美实践新自由主义的过程。皮诺切特在弗里德曼等人的帮助下，在智利进行了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第一次系统实践，它的法西斯主义性质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的所谓自由的本质。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米尔顿·弗里德曼没想到他在1975年3月的六天智利之行会引发如此多的争议。他曾被一群智利经济学家邀请前往圣地亚哥。这群经济学家在过去几十年里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参加过弗里德曼同事阿诺德·哈伯格的一个项目。在推翻阿连德政府两年后，独裁政权无力控制通货膨胀，“芝加哥小子”开始在皮诺切特的军政府里真正发挥影响。他们推荐采用弗里德曼所谓的“休克疗法”或者“休克方案”，即立即停止用货币印刷来解决预算赤字、政府支出削减20至25个百分点、裁掉数以万计的政府工作人员、停止工资和物价控制、实行国有工业私有化并解除对资本市场的管制。弗里德曼还主张“完全的自由贸易”。
    弗里德曼和哈伯格奔赴智利帮助那群“芝加哥小子”向智利军政府兜售他们的计划。屠杀和拷打成千上万智利人民的独裁者似乎“被休克疗法的想法所吸引”。
    弗里德曼回国后爆发抗议，而他作为《新闻周刊》专栏作家的名人身份与华盛顿和美国公司参与推翻阿连德的事件不断被披露，更是加剧了这种抗议。不仅尼克松、中央情报局、美国国际电话电信公司（ITT ）以及其他的公司曾阴谋颠覆阿连德的“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现在连芝加哥大学的一名著名经济学家也向推翻这一政权的独裁者献策，以智利贫民中急剧攀升的失业率为代价来完成反革命。这位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奇迹的宣传曾得到像柏克德、百事、盖提（Getty）、 辉瑞、通用汽车、格雷斯和凡世通等大公司的大力赞助。《纽约时报》认为弗里德曼是“这一军事集团经济政策的指明灯”；而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则质疑：如果“纯正的芝加哥经济理论只能以压制为代价才能在智利推行，那么这一理论的首创者是不是应该承担某些责任呢？”在芝加哥大学，斯巴达克斯青年团发誓要“通过抗议和曝光把弗里德曼逐出校园”；而学生自治组织则仿效当时正在调查美国在智利所犯罪行的教堂委员会听证会，召集了一个“弗里德曼和哈伯格问题调查委员会”。每当弗里德曼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都会伴有形容词“残酷的”和“震惊的”，而规模小却持续不断的抗议也会在他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时候困扰着他。
    在写给各种编辑和谴责者的信中，弗里德曼对他卷入智利一事的程度轻描淡写，同时指出哈伯格更直接地参与了指导智利经济学家的活动。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一个人高呼“打倒智利的资本主义和自由”，被拖了出去。在叙述这一情节时，弗里德曼高兴地指出抗议产生了反效果，这使他赢得了比其他获奖者“时间长一倍的掌声”。
    弗里德曼声称如果阿连德被允许继续任职，智利人会遭受“数千人被消灭、大规模的饥荒、折磨和非法的监禁”，并以此来为他和皮诺切特的关系辩护。但是，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大规模的饥荒、折磨和非法的监禁恰巧是在他的门徒皮诺切特统治时发生的。阿连德的垮台是因为他拒绝背离智利长期以来的民主传统并拒绝采用戒严令，但弗里德曼仍然坚决认为：后来上台的军政府为“个人首创精神和私人生活领域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以及因此为“回归民主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弗里德曼和皮诺切特两人的批评者都把智利作为证明芝加哥学派提倡的自由市场绝对主义只有通过强制才有可能实行的正面证据。与二战后盛行的政治自由依赖于温和的社会平等这一信念相反，弗里德曼强调“经济自由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资本主义和自由”相等这个等式是他对保守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复兴的最大贡献。当罗斯福新政之前的保守主义者投身于为社会等级、特权、秩序辩护时，二战后的保守主义者却在赞美自由市场是产生创造力和自由的场所。今天这种明确的表述指出了保守主义运动的实质，并被主要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作为共识普遍接受。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把它奉为神圣。在这一战略中，“经济自由”出现的次数是“政治自由”出现次数的两倍以上。
    在智利一次名为《自由的脆弱性》的演讲里，弗里德曼描述了“福利国家的出现在破坏自由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他论证说：智利目前的困难“几乎完全是由于四十年来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这一趋势导致的。这是一个导向政治高压而非导向自由的过程。”他认为皮诺切特政权是这一漫长斗争的转折点，那就是撕破民主的虚假外壳，而直指真正自由的内在核心。弗里德曼在之后给皮诺切特的信中写道：“问题不是发端于近前，而是源于四十年前就已出现的朝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他赞扬皮诺切特将军用“很多您已经采取的逆转这一趋势的措施”让智利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弗里德曼明白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战斗。确实，智利这场“战争”从招募第一批“士兵”到现在已经有几十年了。在美国政府对外援助的第四点计划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下，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分别与智利天主教和政府兴办的大学共同设立了奖学金项目。在1957至1970年间，大约一百名精挑细选的学生接受了深入训练。
    从1950年开始，拉美，特别是阿根廷、智利、巴西这些处在南美大陆锥体上的国家，成了发展主义经济学的试验田。凯恩斯精心构建了二战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框架；这一框架主张国家在市场运转中发挥积极作用。社会科学家们，比如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阿根廷人劳尔·普雷维什扩展了凯恩斯主义。普雷维什和其他拉美经济学家认为，长期的通货膨胀不是任何一个现存国家不负责任的货币制度的反映，而是分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全球经济深层结构的不平衡所引起的。多变的商品价格和资本投资加强了第一世界的优势，同时扩大了第三世界的劣势。当时各个政治派别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承认了国家计划、控制和干预的必要性。这些思想不仅操纵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而且还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走廊和会议室得到了回应，同时还影响不结盟运动在1973年号召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
    罗斯福新政在世界舞台上影响的扩大使芝加哥学派想到了地狱。对于在国内长期站在凯恩斯主义对立面、如今见证它的权威扩及全球的人来说，这些主张“感觉像个炸弹”。智利奖学金计划本来就是为抵制这一景象而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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