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4：α在大于临界点1的范围内变动时，资本家增加其奢侈品的消费比例（即减少必要品的消费比例），会引起剩余价值率的大幅增加。
    结论5：α在临界点1和临界点2之间变动时， 资本家增加其奢侈品的消费比例（即减少必要品的消费比例），会引起剩余价值率的大幅减少。
    结论6：α在小于临界点2的范围内变动时，资本家增加其奢侈品的消费比例（即减少必要品的消费比例），会引起剩余价值率的小幅减少。
    由结论4、结论5和结论6可以得出另一个推论，即，
    推论2：随着奢侈品的消费比例增加（必要品消费比例减少），剩余价值率的变动经历了一个由增加到减少的过程，且变动幅度也经历了由大到小的过程。
    从表2中我们还可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7：当必要品的生产比例较大时，增加奢侈品消费所引起的剩余价值增加的消费比例的变动区间越小；而奢侈品的生产比例较大时，增加奢侈品消费所引起的剩余价值增加的消费比例的变动区间越大。
    五、我国消费品生产的现状及其潜在风险
    由前面的七个结论和两个推论，结合现实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在一定条件下，对高档消费品的消费增加，不但肯定会促使高档消费品的生产增加，而且有可能使利润率提高；随高档品消费比重增大，高档品的生产加速增加；在利润率较高和奢侈品消费比重逐渐增大时，奢侈品生产急剧增加，基本消费品生产急剧减少；当社会以基本消费品生产为主时，随基本消费品消费比重减少、高档品消费比重增加，利润率是减少的，只有在奢侈品消费达到较大比重时，利润率才开始大幅增加；在以奢侈品消费为主的社会，奢侈品消费比重很容易达到利润率增加的临界点，奢侈品消费比重越大，带来的利润率越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地升级换代。在大体上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20世纪90年代初“新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两个阶段之后，新一轮的消费结构升级于20世纪90年代末拉开了大幕，住房、汽车、信息产品、保健品等成为新一轮的消费热点。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促使产业结构相应发生调整。
    自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各部门中增长最快的是高档消费品部门。以房地产业为例，在房地产业中发展最快的不是适合普通居民消费的住房，而是别墅、高档公寓，他们成为拉动房地产投资的主要动力。1999—2005年的6年间，别墅、高档公寓的投资完成额增长了4.88倍，增长了36.3％，而经济适用房只增长了3.6％，而且其增速一路下滑[2]。再如汽车工业，2005年中国汽车产量比上年增长了12.06％，其中轿车产量比上年增长了21.69％[3]。2006年1—9月汽车增长24.0％，其中轿车增长41.5％。上述行业的快速发展十分鲜明的表现出我国经济高档消费品部门快速发展的特征及向高收入阶层倾斜的特征。
    与此同时，基本消费品部门的发展呈另一种局面。由于出口产品主要来自于基本消费品部门，因此，面向国内的基本消费品工业的生产在低收入阶层连基本的生活消费品都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不断萎缩。2005年中国农村平均每百户家庭只拥有洗衣机40.20台、电冰箱20.10台、彩电84台、家用电脑2.10台、空调6.4台，城镇平均每百户最低收入户家庭也仅拥有空调18.9台[4]，说明这些基本消费品市场还远未达到饱和，但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其生产的萎缩，而且目前这些家电行业都在向高档产品全面转产，在缩小了基本消费品生产的同时，又扩大了高档消费品的生产。
    根据前面的分析，在一定条件下，对高档品的消费增加，不但肯定会促使高档消费品的生产增加，而且有可能使利润率提高。毫无疑问，利润率的提高将使对高档品的消费能力增强，进而继续增加对高档品的消费，从而陷入一个“消费越多—生产越多—赚钱越多—然后再消费”的循环。上述循环的结果必然使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
    当我们用人均收入来分析消费结构的变化时，能够得出目前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处于由“吃、穿”向“住、行”的转变过程。但是在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今天，这种人均收入的分析方法掩盖了不同收入群体对海参、鱿鱼和萝卜、白菜等需求差异，掩盖了当前中国不同收入群体对200m[2]住房和70m[2]住房需求的差异， 掩盖了有人对轿车等出行工具的需求和有人对公共交通出行工具的需求的差异。部分人消费需求结构升级的强大市场需求与相当数量居民基本消费需求尚未满足且有待进一步拓展的传统品市场需求两种现象并存于我国经济。当我们将目光仅盯在前者时，毫无疑问会突出强调所谓从温饱型向小康型产品乃至发展型产品的过渡。汽车、房地产、金融等高档产业是适应这一群体的市场需求而迅猛发展起来的。当我们再将视野扩大一些，把那些大量的处于人均收入水平线以下的居民考虑进来时，将会发现，基本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同样是市场所需，传统产业并未真正过剩。因此消费结构升级的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并存，要求我们在关注城镇居民需求（或者说高收入阶层）由“吃穿”向“住行”转变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农村家庭尚未满足的第二阶段的消费需求，要求我们在鼓励发展相应高档消费品行业及新兴产业的同时依然要重视基本消费品产业的发展。当经济增长的红利只限于在精英阶层中分享、社会发展的福祉很难惠及低收入阶层、现代社会中出现太多“城市中的农村”和“贫民窟”时，很容易影响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改革的信心，进而引发和加剧社会矛盾。这种“富人经济”会导致收入分配、消费需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之间的恶性循环，很有可能积累矛盾、滋生社会问题。
    依照文中三、四部分的分析，在部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对高档品的消费增长时，高档品的生产既有可能大幅提高，也有可能小幅提高，企业的利润率既有可能提高，也有可能下降。因此只要在生产比例和利润率两者之间寻找到最佳结合点，就有可能使基本消费品和高档消费品的发展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需要，使经济避免沦为“富人的游戏”的目标亦可以实现。
    因此，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寻求破解基本消费品和高档品的消费比例、基本消费品和奢侈品的生产比例、利润率三者复杂关系的钥匙，从而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新思路。
    收稿日期：2007—02—18
    注释：
    ① 这里假定第Ⅱa和第Ⅱb的资本有机构成相同，是为了简化计算。至于第Ⅰ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是否与第Ⅱa、Ⅱb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相同没有作假定，因为二者相同与否并不影响其结果。在下面的讨论中会做进一步说明。

冯素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天津 300071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