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代王刘恒入主朝廷一百多年后，长安城中再次上演了诸侯王入承大统的一幕，其主角就是昌邑王刘贺。尽管有文帝即位故事可资参照，亦有众多昌邑臣居中殚精竭智为之筹划，但仅过二十七日，刘贺就以“行淫乱”的罪名废黜，二百余名昌邑臣以“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而被诛杀，其间原因更值得深思⑦。
    昌邑王刘贺是武帝之孙，昌邑哀王刘髆之子。刘髆为武帝宠姬李夫人所生，在外戚卫氏集团因巫蛊之祸被诛灭后，以贰师将军李广利为首的外戚李氏集团，一度有取卫氏而代之的迹象，因此刘髆似乎大有被立为太子之势。征和三年(前90)，李广利奉命率大军出击匈奴前夕，曾私下与丞相刘屈氂商议为刘髆谋求太子之位[2]，不料被宦官郭穰告发，引起武帝震怒，刘屈氂腰斩，李广利兵败后投降匈奴，宗族尽诛，李氏集团彻底覆灭。经过这样一番激烈的变故，刘髆已经无望嗣位，且于后元元年(前88)去世⑧。其子刘贺继承王位，不过是众多刘氏诸侯王中的一员。
    然而，元平元年(前74)，二十一岁的昭帝突然去世，因无嗣子，帝位空悬，议立新君自然成为朝廷中的首要大事。是时武帝六子中仅广陵王刘胥尚在，因此群臣皆主张立广陵王，而大权在握的霍光却另有一番考虑。广陵王为人颇具勇力，行为举止不循法度，不为武帝所喜，早在卫太子兵败自杀之后，武帝就没有考虑过立其为嗣的意图。何况霍光能够顺利辅政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皇帝年幼，而此时广陵王正值壮年，如果一旦入主长安，霍光独揽大权的局面立刻就会发生动摇，这当然是霍光不能容忍出现的情况。但是广陵王毕竟是武帝唯一尚存之子，继承帝位亦在情理之中，这亦是群臣“咸持广陵王”而霍光“内不自安”的一个重要原因。立嗣之议月余而不能决[4]。或是揣摸到霍光的心理，或是出于霍光的授意，一位郎官上书朝廷，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此言正合霍光心意，随即以承皇太后诏为由，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刘德等人迎立昌邑王刘贺。而刘贺则立即从山东封国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直奔京师长安。“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其急迫之态，由此可见一斑。完全没有代王刘恒那种谋后而定，行而又止，“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反复探求诸大臣真实意图的持重心态。
    刘贺所以能以诸侯王的身份入主朝廷，则完全取决于大将军霍光一人之态度。是时霍光之权势，也绝非是文帝初年汉诸功臣所能比拟的，《汉书·霍光传》载：“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壻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壻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连号称百官之首的丞相，亦成为霍光手中的牵线木偶，除了秉承霍光旨意，在处理重大朝务之时循制领衔上奏之外，再无其他作为可言。时人所谓“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颛制者，”当是确评。对此，昌邑中尉王吉曾有深刻认识，在随同刘贺奔赴京城的途中就告诫刘贺曰：
    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事孝武皇帝二十余年未尝有过。先帝弃群臣，属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
    昌邑郎中令龚遂，亦援《诗》为谏，建议尽逐“昌邑故人”：
    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
    昌邑臣及张敞等极力谏阻刘贺应擢升“昌邑故人”，龚遂甚至激烈表示自己“当先逐”，而后再逐昌邑故人。但查诸史记，随刘贺至长安的昌邑臣虽然多达二百余人，可是除故昌邑相安乐迁长乐卫尉外，所谓“昌邑小辇先迁”云云，多不能落实。显然，刘贺并非不想效法刘恒，将宫廷宿卫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但霍光毕竟经营朝廷多年，刘贺显然无从措手，而以昌邑相安乐为长乐卫尉事，不仅不能损抑霍光权力，反而会透露出与霍光争权之消息[4]，引起霍光的警觉，加速废黜刘贺的过程。事实也是如此，刘贺即位二十七日后，霍光突然发动，“尽驱出昌邑群臣，置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安世将羽林骑收缚二百余人，皆送廷尉诏狱。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随即宣布刘贺“行淫乱”之罪状而废黜之。“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出死，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然而这一切均是于事无补的后话。数年后，豫章故太守卒史孙万世曾问已被贬为海昏侯的刘贺曰：“前见废时，何不坚守毋出宫，斩大将军，而听人夺玺绶乎？”刘贺则颇为后悔地答曰：“然。失之。”[2] 其实，以当时形势衡之，在霍光尽控京师与宫廷宿卫力量的情况下，当时刘贺绝无据宫而守的实力，至于“斩大将军”云云，更是不着边际的无稽之谈；反而显示出刘贺即不能审时度势，又缺乏处理复杂政治局势之能力。尽管刘贺亦曾努力效法文帝故事，但除了促使霍光迅速采取行动外，并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其败亡当在意料之中了。
    刘贺的败亡，对继立的宣帝无疑是一严重的告诫。况且宣帝是以“庶人”之身一登“九五”之尊，较之以诸侯王身份入主长安、有众多昌邑旧臣辅助的刘贺更显得势单力薄。在这种情况下，“政事壹听之”大将军霍光，只能是宣帝的唯一抉择。宣帝的做法是极其明智的，在一定程度解除了霍光的戒备防范之心，为其后翦除霍氏家族创造了条件[5]。刘贺失之“东隅”，宣帝收之“桑榆”，历史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一个循环。
    注释：
    ①淮阳王刘友于惠帝元年(前194)徙王赵，吕后七年(前181)因王后吕氏女“谗言”被招至长安“幽闭”而死，王赵长达十三年，可证在惠帝时刘友与吕氏关系并没有严重恶化。
    ②少帝以非惠帝子而见诛。但少帝是否为惠帝之子，历来就有不同看法。《史记会注考证》引清人何焯、梁玉绳言，均以为少帝为惠帝子，而所云非惠帝子乃“诸大臣阴谋而假之词，以绝吕氏之党，不得不诛也。”另，清人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五“汉少帝本孝惠子考”也认为“此一少帝也，真惠帝子”。可见少帝是否为惠帝子，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并不重要，最重要则是汉大臣们的现实利益不能受到侵害。
    ③汉初刘氏诸侯王具有极大的独立性，其官制大抵与朝廷相似，除国相由朝廷任命外，余者均由诸王自置。齐王刘襄能与“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发兵”，迫使汉置齐相召来自杀，并与宿卫长安的二弟相通谋，几夺帝位而自为。这种情形不能不引起文帝的重视，就在刻意安抚诸侯王的同时，抑制之术也同步进行。特别是元年齐王刘襄之死，为文帝重新调整王国政策提供了机会。二年三月，文帝分赵为二(赵王刘遂、河间王刘辟强)，齐为三(齐王刘则、城阳王刘章、济北王刘兴居)，代为二(代王刘武、太原王刘参)，刘揖为梁王。
    ④《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记载与《史记·惠景功臣表》记载略有不同，“高帝十年”作“高帝七年”，“太中大夫”作“中大夫”。
    ⑤宋昌自封侯后事迹，《史》《汉》纪、传中不见记载；而《史记》表言景帝中四年“有罪，国除”，《汉书》表则为“有罪，夺爵一级，为关内侯”。若如《汉书》表所言，代来之臣在景帝时还可能受到一些特殊的关照。至于张武，于文帝一朝相当活跃。前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大举入侵，候骑竟至甘泉宫，形势相当严峻，“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史记·匈奴列传》)可见对代来旧臣相当信任，故委以拱卫长安的重任。
    ⑥参见《史记·孝文本纪》。关于文帝调整诸侯王国的政策，学界研究成果甚多，请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第3章第4节第4条《文帝即位与诸侯王国之调整》(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5—100页)与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第1章第4节第2条《文景二帝对诸侯王权力的收夺和东方政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103—116页)、《汉文帝“易侯邑”与“遣列侯就国”考辨》(《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等论著。本文不再赘述。
    ⑦关于刘贺废黜事，廖伯源先生曾著《昌邑王废黜考》(收入氏著《秦汉史论丛》，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一文，条分缕析，翔实考证，几近题无剩义。本文仅从与文帝比较这一角度着眼，略陈拙意。
    ⑧刘髆之死是否与李广利等为其谋求太子事有关，史无记载，然无独有偶，曾角逐帝位的齐王刘襄于文帝元年去世，二人均在相当敏感的时间死亡，其中是否另有隐情，恐怕永远不会为后人知晓。

宋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北京　1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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