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淮南王刘长因“母家又恶”见弃，见诸史籍，淮南王母家仅存周阳侯赵兼一人，并无所谓恶行之记载。淮南王刘长所以见弃，恐与其少年时“常附吕后”这一段经历相关。因此，既与诸吕无涉，又与在朝刘氏没有联系者，是时唯有代王刘恒一人，这亦是诸大臣愿意授受刘恒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时，远在代地的刘恒虽置身事外，但对长安的动向却时刻关注，当诸大臣拥立的“阴谋”传至代地时，在代臣中引发了争议：
    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啑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张武所云汉大臣“多谋诈”并非无端猜疑，就在诸大臣诛灭诸吕时，其种种“谋诈”手段已毕显；特别是决意除去少帝，另立代王后，却始终没有对少帝采取行动，直到刘恒准备入进未央宫时，方清宫诛杀少帝及其三弟，更彰显出诸大臣“谋诈”之深。因此，张武“称疾毋往，以观其变”的建言虽未被刘恒采纳，然其力主持重，警惕汉大臣“多谋诈”，则被刘恒付诸实践，并在赴长安即位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宋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间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代王谢曰：“至代邸而议之。”……群臣皆伏固请。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遂即天子位。
    较之张武“称疾毋往”建议，宋昌劝刘恒赴长安即位的主张则是从大局着眼，所谓“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云云，虽是为坚刘恒之意而极言之，然称誉刘恒“贤圣仁孝，闻于天下”，却与汉诸大臣所谓“仁孝宽厚……以仁孝闻于天下”之说如出一辙，可证从当时的形势衡之，拥立刘恒为帝，可能是参与诛除诸吕、阴谋废帝的汉诸大臣最好的一种选择。至于宋昌其人，《史记·孝文本纪》“索隐”有“《东观汉记·宋杨传》宋义后有宋昌。又《会稽典录》昌，宋义孙也”之记载，不知确否，但宋昌早年以家吏随刘邦起兵反秦，楚汉战争时为都尉，曾与楚军战于荥阳，史载所见代臣中，宋昌可能是唯一一位有过从刘邦起事经历的人，应对汉初诸大臣较其他代臣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刘恒在知晓诸大臣真实态度后，故有“果如公言”之语，坚定了赴长安即位的决心。
    二
    代王刘恒毕竟久居代地，一直没有介入朝廷事务，所以能在吕后时期激烈的政争中保持超然的态度，取得诸大臣对其“仁孝宽厚”性格的认同；但同时也说明文帝在朝中并没有得力的奥援，乃至在诸大臣“阴谋”废立时，须遣薄太后弟薄昭往返于长安与代地，探知诸大臣的真实意图。这与同样是远在藩国齐王刘襄不同，随时有可与在长安的二弟刘章、刘兴居互通消息。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刘恒所以在即位过程如此慎重行事，几近狐疑，与此则不无关系。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就在东牟侯刘兴居与太仆灌婴“清宫”后：
    乃奉天子法驾，迎代王于邸。报曰：“宫谨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代王乃谓太尉。太尉往谕，谒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听政。[1]
    《考证》引徐孚远语曰：“是时禁卫之士皆有守，不贰其心，犹有仆御正人之意，非后代所及。”虽然是赞扬谒者的“不贰”之心，但也映出在“喋血”不久的长安城，天子法驾的权威竟不及太尉周勃的“往谕”，所以，刘恒一入主未央宫，立即启用心腹代臣控制京师宫廷宿卫力量，既是出自保证自身安全的需要，也表现出对诸大臣的防范心理。《史记·孝文本纪》载：
    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还坐前殿。于是夜下诏书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史迁是段文字，将刘恒初入未央宫后的举措刻画的细致入微：“夜拜”，反映出刘恒急于控制未央宫的迫切心态；“还坐前殿”，表明刘恒在完成宫廷护卫部署后心绪稍安；“夜下诏书”，则意在宣告新君已临天下，混乱局势已经结束，似乎也在隐约告诉刘氏诸侯王，不要再作非分之想。
    实际上，刘恒非常清楚，要想真正地控制朝廷局势，就必须迅速调整与刘氏王侯及诸大臣之间的关系。而在这两方面关系的调整中，刘恒逐渐显示出其老练的政治手段及持重的性格，这一切均在“仁孝宽厚”的表象下有条不紊的逐步展开，《史记·孝文本纪》载：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泽为燕王。
    辛亥，皇帝即阼，谒高庙。右丞相平徙为左丞相，太尉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诸吕所夺齐楚故地，皆复与之。
    壬子，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吕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矫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婴留荥阳弗击，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为不善，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吕产等军。朱虚侯刘章首先捕吕产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典客刘揭身夺赵王吕禄印。益封太尉勃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
    在文帝元年十月至三月间，除十二月下诏“除收帑诸相坐律令”外，其余举措均与安抚刘氏诸侯王③ 与奖掖诛诸吕功臣相关，然后才相机“循从代来功臣”，这对于稳定是时纷乱的政局相当重要。
    不过，在所谓“代来功臣”中，外戚薄昭似乎并不在其中，《史记·惠景功臣表》述薄昭“侯功”曰：“高帝十年为郎，从军十七岁，为太中大夫，迎孝文代，用车骑将军迎太后，侯。薄太后弟。”④ 表中所记与纪传所载不符，纪传中不见薄昭以太中大夫迎文帝于代之记载，不知孰是。但在吕氏外戚乱政殷鉴不远的情况下，文帝为避遽擢外戚与代臣的双重嫌疑，可能将迎代之功录在朝官太中大夫薄昭的名下，再令薄昭以车骑将军迎太后于代，于是功而封侯则为顺理成章之事。由此，代来功臣中真正封侯者仅见宋昌一人，且是在汉诸大臣或益封、或始封完毕后才付诸实施。至于文帝诏中所谓“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语，似乎并不完全准确。代来之臣六人仅有宋昌、张武二人进为九卿，其余四人情况不详，《史记会注考证》引清人王先谦语，对代来之臣六人皆为九卿之说表示怀疑：“官皆至九卿，非诏文，诏文应是‘从朕六人，进秩有差’。而修史家者终言之耳。”再查《汉书·百官公卿表》，文帝元年为九卿者除宋昌、张武外，另有河南守宋公为廷尉，虽然不排除可能出现失载之现象，但从文帝谨慎地处理代来之臣与汉诸大臣的关系看，在元年立即将代来之臣皆擢升九卿的可能性并不大，王氏所谓“进秩有差”，当是言之有据。
    由于文帝较为妥善地处理了汉大臣与代臣的关系，即将宫廷宿卫的力量控制在心腹代臣手中，又没有大量擢升代来之臣，从而引起汉大臣的不满与警觉，朝中的格局力量也没有因此发生重大变化。但文帝绝非仅有“仁孝宽厚”的一面，其高超的驭臣之术，随着即位日久而逐渐显现出来。
    绛侯周勃不仅是诛灭诸吕的功臣，也是决策拥立刘恒的关键人物。文帝初即位，即擢周勃为右丞相，陈平死后，周勃独为相。就是这样一位“受厚赏，处尊位”、“威震天下”的汉初功臣代表人物，与文帝之关系逐渐发生变化：“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自送之。袁盎进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不取也。”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文帝三年，索性诏令周勃“免相就国”。以至周勃“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后经太后、薄昭纾解，文帝方“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1] 其实，文帝何尝不知周勃决无反意，但仍是先扬后抑，此举恐怕并不是仅针对周勃一人，亦是对汉初功臣集团的一个警示。不过，文帝对代国功臣也同样讲求驭使之术，只不过相对宽宏一些，如代来旧臣张武，后因恃功骄纵，“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⑤。
    总体而论，在调整代来之臣与原功臣集团的关系上，文帝处理的还是相当成功，基本维持了朝局的稳定，不仅为处理更为棘手的与刘氏诸侯王的关系创造了条件⑥，也为开启“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
    三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