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34.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06)06-0075-06
    西汉一朝，曾以诸侯王身份入主朝廷的共有四人，即代王刘恒、昌邑王刘贺、定陶王刘欣与中山王刘衍。定陶王刘欣在成帝晚年已被立为皇太子，中山王刘衎幼冲即位，是为权臣王莽手中傀儡，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代王刘恒与昌邑王刘贺都是以诸侯王的身份入继大统的，由于缺乏皇位法定继承人的权威性，特别是在即位初期很难取得朝廷重臣的拥护，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诸侯国旧臣以维系统治，同时还需精心调整与朝廷重臣及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以保持朝廷政治格局的稳定性。在文帝成功与昌邑王刘贺败亡的背后，都见有代臣与昌邑臣的影子。从这一角度进行探讨，对于理解西汉初期及中期政局变化的某些侧面或有裨益。
    一
    代王刘恒是汉高祖刘邦“中子”，高祖十一年(前196)立为代王，时年六岁。其母薄太后，原是魏王魏豹侍姬。魏豹败亡后，薄姬“输织室……汉王入织室，见薄姬有色，诏内后宫”[1]，后生刘恒。薄姬无宠于刘邦，因此在刘恒被封为代王后，随子就国，其弟薄昭亦如代。代王母子得以摆脱朝廷险恶的政治争斗，在代地平安渡过十七年的光阴。
    在刘邦八子中，除惠帝刘盈、代王刘恒与淮南王刘长外，其余五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吕后集团的迫压，而以前后三位赵王的结局最为悲惨：赵王如意因其母有宠于刘邦，几代太子位，因此刘邦死后即被吕氏招至京城鸩杀；赵王刘友及刘恢，或被吕后“幽闭”而死，或因王后吕氏女擅权而自杀。燕王刘建死后，其子被吕后遣人所杀，后立吕通为燕王。齐王刘肥，封国多达七十余城，为吕氏所忌，遂献城阳郡尊平辈鲁元公主为齐王太后，方得脱身归国。刘肥先于吕后而卒，子刘襄继为齐王。唯高帝少子淮南王刘长，因“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时以故得幸无患”[2]。
    刘恒虽安居代地，但吕后打压翦除刘氏诸王的酷烈手段给其留下深刻印象。吕后七年(前182年)秋，在赵王刘友“幽闭”、刘恢自杀的情况下，吕后曾欲徙刘恒王赵，史称“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赵。代王谢，愿守代边。”对于刘恒不愿徙赵的原因与心态，《史记》、《汉书》诸注家无说，《史记会注考证》引清人茅坤语曰：“文帝不敢徙赵，使有畏吕后而自远之识。”茅氏之语只是道出其中一个原因，在吕后称制时代，刘氏诸王几乎没有不畏惧吕后的，然而能否“自远之”，则视形势使然，特别是时赵国几乎成为不祥之地的代名词，刘如意最初就封于代国，后徙赵国，由于其母戚姬与吕后结有宿怨，罹祸当在情理之中；而刘友由淮阳、刘恢由梁徙赵，初始恐是吕氏笼络的对象，故均以吕氏女为王后，但终因与吕氏矛盾激化而死，可证“自远之”并非是能够如愿避难的主要因素。更可能吕后欲徙刘恒王赵本是虚意，所以在刘恒表示“愿守代边”后，吕后立即封吕禄为赵王，以加强吕氏集团势力。
    关于赵、代之地，《史记·外戚世家》记载景帝母窦太后的一段故事颇堪玩味：
    窦太后，赵之清河观津人也。吕太后时，窦姬以良家子入宫侍太后。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窦姬与在行中。窦姬家在清河，欲如赵近家，请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赵之伍中。”宦者忘之，误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诏可，当行。窦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强，乃肯行。至代，代王独幸窦姬……孝文帝立数月，公卿请立太子，而窦姬长男最长，立为太子。
    景帝生于惠帝七年(前188)，窦太后如代当在此之前，而是时赵王应是惠帝元年由淮阳徙赵的刘友。窦姬因家近赵地，愿到赵国，但被宦官“误置其籍代伍中”，虽不欲往，然终被迫赴代。但从另一角度观察，赵国由于位处中原，较之位于边地的代国地位更为优越，是时的赵王刘友当是吕氏试图笼络的对象①，窦姬又是出自宫中，对这些情况可能有所了解，当然不愿赴位于边地、又远离家乡的代国。
    上述两条记载，是《史记》中所能见到的关于刘恒居代时仅有的记录，从中或可反映出，由于刘恒母子没有对吕氏构成任何威胁，且代国又不似赵国、齐国一样备受吕氏集团的特别关注，必欲夺之或削之而后快。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刘恒避免卷入吕后时期残酷政治争斗的漩涡，得以全力经营代地。
    高后八年(前180)，功臣集团与刘氏王侯趁吕后去世之机，联合翦除吕氏集团，而在废立的问题上则出现分歧。《史记·吕后本纪》载：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齐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適子为齐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钧，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
    诸吕诛灭，少帝被诛在情理之中②。至于将齐王刘襄舅驷钧比之“恶人”，然其具体为恶事例于史无证，恐真正原因当与齐王刘襄以驷钧相，中尉魏勃为将军，与在长安的二弟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暗通消息，以诛诸吕为名发兵齐地，觊觎帝位之心毕显相关。对诸大臣这种心理，明人王世贞一语道破底蕴：
    绛侯之与诸大臣共议，谓驷钧虎而冠，恐以外家握权而乱天下而置之，非本心也，其意实患哀王之果锐。且其举兵时名以诛诸吕，则必以薄诸吕之共事者，虑他日之见诛，而贪代王之仁弱，建策立之。夫舍有功之齐，而推不意之代王，王必德我，嗟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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