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室。东汉时已出现，是三公和大将军幕府临时设置的僚佐之一，主要掌表奏、书记、文檄。魏晋南北朝时沿置且逐步固定化，虽职掌未变，但其地位却在上升，成为重要幕职。“瑀少受学于蔡邕。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瑀终不为屈。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10]600 “（谢）尚为安西将军、豫州刺史，引宏参其军事。累迁大司马桓温府记室。温重其文笔，专综书记。”[1]2391 记室后又称典书记、书记或管记，至唐代统称掌书记，成为使府的重要幕职之一。
    主簿。原为汉以后的通用官名，从事文书与案牍工作，魏晋南北朝时也引为幕职名称，其含义已远离本义。如刘晔为主簿，从曹操征张鲁，“督后诸军”[10]445。刘放“参司空军事，历主簿记室”[10]457。王珣为桓温主簿，“时温经略中夏，竟无宁岁，军中机务并委珣焉”[1]1756。“齐左卫将军王俭高选府僚，以（蔡）撙为主簿。”[3]332 可见，主簿地位十分显要，与参军、记室共为幕职中坚。
    另有参战、军师等。参战仅见于魏晋之际，司马昭霸府设有参战11人，与参军相类似，但地位低于参军。参战是司马昭为扩大霸府军事参谋而临时设置的，但最终未能固定下来成为正式的官称，晋以后的职官中未见此职。与此相反，产生于曹魏时期的军师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参谋的作用，而且后来历代沿用，成为军府的重要幕职。
    （三）辟署制和九品中正制相结合，并在魏晋南朝、北朝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始自曹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体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环，是整个选官制度的基础。九品中正制对魏晋南朝和北朝的辟署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在魏晋南朝，辟署制度受九品中正制的影响较小，通过辟召而入仕成为寒门人士入仕的重要途径。官员个人辟召有很大的自由度，辟主可以操纵、控制选举的全过程，在辟举的过程中可以不拘乡品的限制，也较少受以尚书吏部为中心的选官系统的制约，他们可以按照幕府的实际需要和自己的意愿甚至好恶不拘一格选用各种人才，包括寒门人士。入晋以后，门阀势族子弟多由吏部铨叙、公府辟召等清途起家为官，官职清华，升迁迅速，而寒门庶姓则只能由地位较低的郡县佐吏仕起。也正因为州郡属吏多为寒人，由此途入仕者大多未获中正品第，亦即不入中正九品之列，因此，州郡辟召受九品中正制度影响较小。当然，中正对变动寒门人士的品第有较大的影响，同样，寒门人士之入仕也更仰赖中正对之升品。士人的乡品在州、郡辟召中也是有一定作用的，特别是进入南朝九品中正体制日趋僵化之后，门地成了品评乡品的唯一或最主要标准，与之相适应的是州、郡辟召而入仕者的门地水平也随之有所提高。如州大中正有权在州刺史交替之际辟召州迎吏：“（宋）武帝闻而嘉之。及临豫州，讽中正以为迎主簿，甚被器遇。”[15]531 “旧扬、徐首迎主簿，尽选国华中正，取勉子崧充南徐选首。（梁武）帝敕之曰：‘卿寒士，而子与王志子同迎，偃王以来未之有也。’”[15]1479 尽管如此，寒门人士的被辟召入仕，很大程度上不是中正对之品评、升品之结果，而往往依赖于高门士族、名士的推荐和州郡长官及中央公卿不拘一格的辟召。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陶侃。其他出身寒素而被州郡辟用者还有孙铄、易雄、王育、车胤、光逸、邓元起、宗元饶等。公府和开府将军辟召虽为高门人士、一般士人所热衷，但由于公府辟召受九品中正体制系统、吏部系统的干预、影响较小，故其也能较为独立、自由地辟召寒门人士为自己的属吏，如上引陆玩“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许多出身寒门而被州郡辟为属吏的，后来大多又为中央公卿和开府将军辟召，如孙铄、陶侃、光逸、杨方、王育、乐广、步熊、封延伯等。② 与其他入仕途径的寒门人士相比，通过辟召入仕者比率较高；但和高门及一般士族相比，寒门入仕者的比率仍很低，寒士入仕者总体上还是比较少的。他们常常受到高门大族和上品势族的歧视、排挤和压抑，所谓“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16]3987。尽管有些寒士被不次辟召而入仕，但魏晋南北朝以门阀政治为主，“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总体格局并未改变。　　
    北朝辟署制度与九品中正制的地方中正组织系统结合起来，使九品中正制对地方州郡辟召产生了重大影响。进入北魏，九品中正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中正组织的分张，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两大中正组织系统。中央系统的中正组织因袭魏晋旧制，依旧分为州郡两级，地方系统的中正组织则有所创新，分为州郡县三级。张旭华先生认为包括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整个北朝一系均建立有地方中正组织三级制，即州置州都、郡县分别设置中正。③ 北朝辟署制与九品中正制相结合及九品中正制对地方辟署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州郡县中正官纳入地方官系列，由地方长官辟署。州都由刺史辟任，为地方政府属佐，如孝文初，薛湖“三召州都，再辟主簿，州将倾心致礼，并不获己而应之”[17]1332。州都之下，郡府亦置中正，由太守自行辟除，为郡佐吏，例用本郡人。北魏《寇侃墓志》：“河南帝乡，冠冕百辟，以君懿望，遂辟郡中正。”[18] 东魏、北齐之制多系沿用北魏之制而来，地方中正组织的设置，自然也不例外。《通典》云：“北齐选举，多沿后魏之制，凡州县皆置中正。”[9]340“隋以周齐州郡县职，自州都、郡正、县正以下，皆州郡将县令所自调用，理时事。”[9]924 表明北齐所置州都及郡县中正也例由地方行政长官自行辟除。二是州郡县中正官对人物的品评成为地方官辟召的基础。由前可知，州都和郡县中正都纳入地方官系列，成为州郡属吏，其主要职责是品第人物，为州郡县府辟用僚吏提供依据。
    由此，州郡辟召与九品中正体制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其辟除属吏须以中正品第为基础，需要有相应的乡品等第，而州都与郡县中正对地方辟署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长期在地方官府任职，对乡党人士比较了解，这就多少可以避免“采誉于台府，纳毁于流言”之类流弊的发生。另外，在州郡辟召制下，地方属佐例用本地人充当，乡里清议近在咫尺，褒贬之声清晰可闻，因此州都及郡县中正在品评人物时，也很难有徇私舞弊、为所欲为的机会。因此州都、郡县中正大多能够奉公守法，比较公正地选拔人才。作为主持地方选事的州都与郡县中正，其品第人物是否公正、荐举僚吏是否允当，都要直接对府主负责，而且还会影响到日后的仕途升迁。这为辟举的公正性、客观性提供了制度保证，可以克服以往中正制度的一些不足，使九品中正制的品评机制更趋完善。③
    （四）出现预备取代中央政府的霸府
    霸府也称霸朝，是皇权衰微、王朝更替之时由权臣建立的控制皇帝和朝廷，作为国家实际权力中心，预备取代中央政府的府署机构。霸府已经超过一般意义上的幕府，府主不仅有权辟召自己的属吏，而且通过手中的权力掌握朝廷的军政和用人大权。但其自主用人的特点和幕府制度一致，可以看作是权力扩张后的特殊幕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籍中经常出现“霸府”或“霸朝”一词。如，“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筱之材，邀缔构之运，策名霸府，驰足高衢，历试清阶，遂登显要”[1]2066。“晋阳都会之所，霸朝人士攸集”[19]615。霸府的出现，不仅是幕僚制度膨胀的结果，而且也标志着幕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依附统治阶级并与正官相并行的政治力量已经成熟。其中，汉魏之际曹操霸府、魏晋之际司马氏霸府、南朝宋齐梁陈王朝更替中的霸府、北朝东魏北齐之际高氏晋阳霸府最具代表性。他们不仅建立了控制朝政的霸府，而且最终完成了新旧王朝的更替。④
    二、幕友制的重要表现形式——游士宾客的衰微
    魏晋南北朝时期，游士宾客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依然存在。魏晋以降，宾客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沦为佃客甚至奴客，但随从性质、幕佐身份的宾客依然存在，活跃于政治舞台。⑤
    东晋以后，九品中正制已经完全凝固僵化，随着门阀制度的形成和确立，选官用人唯依门第，寒族地主和低门士族除少数通过辟署和其他途径而入仕外，很难依靠正常的选举途径入仕为官。在这种情况下，投身王侯贵戚门下，或许可以获得入仕的机会。他们很少作高官清官，大多只能为浊官和低品秩的小吏。
    尚未步入仕途的贤能之士，往往被引为私门宾客。“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假有未居显位者，皆致之门下，以为宾客，每山园游燕，必见招携，执射赋诗，各尽其所长，以为娱适。”[19]31—32 当然也有以现任官吏充任宾客的。如刘琨“年二十六，为司隶从事。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琨预其间，文咏颇为当时所许”[1]1679。刘琨以司隶从事而被引为宾客。南朝欧阳頠因功，“还为直閤将军，仍除天门太守，伐蛮左有功。刺史庐陵王萧续深嘉之，引为宾客”[7]157，时欧阳頠已为太守，仍然成为宗室诸王的宾客。何逊，“梁天监中，兼尚书水部郎，南平王引为宾客，掌记室事，后荐之武帝，与吴均俱进幸”[15]871。何逊能够得幸于梁武帝，是与他以尚书水部郎的身份作为南平王宾客的经历分不开的。萧齐竟陵王萧子良门下宾客众多，或有职在身，或白衣待选，宾客中最有名的称八友[20]4258。陈朝南徐州刺史侯安都“数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驭驰骋，或命以诗赋，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文士则褚（玠）、马枢、阴铿、张正见、徐伯阳、刘删、祖孙登，武士则萧摩诃、裴子烈等，并为之宾客，斋内动至千人”[7]147。
    流离失所而避乱之士，客居无职，常被王侯将相引为宾客，参赞机务。东晋江州刺史华轶，“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1]1671。并州刺史刘琨割据晋北时，“人士奔迸者多归于琨。琨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1]1681。“时刘琨大为刘聪所迫，诸辟乱游士多归于浚。”[1]1148 京兆韦泓，于“丧乱之际，亲属遇饥疫并尽，客游洛阳，素闻詹名，遂依托之。……遂随从积年，为营伉俪，置居宅，并荐之于元帝曰：……帝即辟之。自后位至少府卿”[1]1861。
    宾客在主人官邸别墅内有专门的居所馆舍，称作门馆，因而宾客也被称为门客或馆客。游士宾客投奔主人，可以提高知名度，博得上流社会的赏识，得以步入仕途，或得到进一步升迁的机会。如刘宋江淹自述为“本蓬户桑枢之人，布衣韦带之士”，显然门第不高，本没有什么机会登上仕途，但他自幼“不事章句之学，留情于文章”，终于小有成就，名声在外。后为建平王刘景素引为宾客，并“随景素在南兖州”。[15]1447—1448 不久因事得罪而下狱，江淹自狱中上书云：“窃慕大王之义，复为门下之宾，备鸣盗浅术之余，豫三五贱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顾以颜色。实佩荆卿黄金之赐，窃感豫让国士之分矣。”[3]248 在此江淹自比为战国孟尝君门下鸡鸣狗盗的宾客，虽是谦词，但也清楚地表明了其门下之宾的身份。主人援接有才学的人士充当宾客，其目的是为了博取盛誉，或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萧梁后期，宗室平西王萧遥欣位高权重，“时明帝诸子幼弱，内亲则仗遥欣兄弟……遥欣之镇江陵也，意寄甚隆，而遥欣至州，多招宾客，厚自封殖，明帝甚恶之”[3]307。
    有较高文学素养的宾客近侍主人左右，时常参加主人的家宴和游园活动，谈风论月、吟诗作文。萧齐侍中沈昭略常于“晚日负杖携家宾子弟至娄湖苑”游玩[15]960。南朝诗人谢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家中门生宾客恒有数百，性喜“寻山陟岭”，“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2]1775 宾客也常常为主人出谋划策。宋末，王彧为扬州刺史，被皇帝赐以毒酒。“门客焦度在侧，愤怒发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数百人，足以一奋。’”[15]635—636 在朝代改易的过程中，有宾客活动的痕迹。高洋曾“梦人以笔点己额。旦以告馆客王昙哲曰：‘吾其退乎？’昙哲再拜贺曰：‘王上加点，便成主字，乃当进也。’”[19]44—45 王昙哲力劝主人取魏而代之。李寿“异于李氏诸子。雄奇其才，以为足荷重任，拜前将军、督巴西军事，迁征东将军。时年十九，聘处士谯秀以为宾客，尽其谠言，在巴西威惠甚著”[1]3043。所谓“尽其谠言”，就是参与谋划议论之事，这是宾客的一般职能。
    主人对门客十分礼遇，待之为友，双方遵循着来去自由的原则。萧齐武陵王萧宣昭“性轻财重义，有古人风。罢会稽还都，斋中钱不满万，俸禄所入，皆与参佐宾僚共之”[15]1082。萧梁邵陵王萧纶“任情卓越，轻财爱士，不竞人利，府无储积。闻有辄求，既得即散，士亦以此归之”[15]1326。宾客在物质上待遇丰厚，在精神上也颇受礼遇，甚至主人常常会包庇纵容宾客的一些错误行为。如东晋名将祖逖之“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时扬土大饥，此辈多为盗窃，攻剽富室。……或为吏所绳，逖辄拥护救解之”[1]1694。而一旦主人不能礼贤下士，不敬宾客，便会招来非议，宾客也会离开主人而他投。刘宋时，何长瑜为会稽太守谢方明家中西席，教授谢氏子弟，但不得主人礼遇，谢灵运谓谢方明曰：“何长瑜当今仲宣，而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礼贤，宜以长瑜还灵运。”[2]1775
    主人的权势是保证宾客与之结合到一起的基础，一旦主人失势，宾客便会远离而去。南朝萧梁名臣沈约诗句“廉公失权势，门馆有虚盈”描绘了一幅随着主人宦海沉浮升降、宾客留去变化的图景。刘宋时，庾仲远“初为宋明帝府佐。废帝景和中，明帝疑防，宾客故人无到门者，唯仲远朝谒不替。明帝即位，谓曰：‘卿所谓疾风知劲草。’”[15]912 刘彧受到猜忌，宾客们就避而远之。齐文襄崩，崔暹为文宣徙于边，“宾客咸散”。崔暹失势，则他的宾客就散去，反映出宾客所看重的是主人的政治地位。
    魏晋南北朝之后，随着皇权的加强，游士宾客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幕友制度也日益衰微，直到明清，幕友制度才再度复兴，并成为此一时期幕僚制度的主要形式。
    收稿日期：2006—08—23
    基金项目：宁夏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幕府制度研究”（JY2002129）。
    注释：
    ① 关于“从事”之源流，参阅方建春《唐代“从事”考论》，载《固原师专学报》2005年第5期。
    ② 寒士被辟召入仕的详细情况，参阅汪征鲁先生《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上编第六章“九品中正体制”和下编甲“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传主入仕状况定量分析表”，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③ 参阅张旭华《北魏中央与地方中正组织的分张及其意义》，载《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5期；张旭华《西魏、北周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及其作用》，载《北朝研究》1991年第1期。
    ④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霸府的详细情况，参阅柳春新《曹操霸府述论》，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张军《曹魏时期司马氏霸府的形成与机构设置考论》，载《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4期；陶贤都《霸府与南朝王朝更替》，载《许昌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陶贤都《高欢父子霸府述论》，载《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⑤ 张敏《东晋南朝宾客述论》（《许昌师专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一文对东晋南朝宾客阶层的构成及职责进行了论述，可参阅。

方建春（1967—），男，宁夏海原人，宁夏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固原师专学报》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幕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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