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07）01—089—04
    从伍德罗·A·威尔逊于1887年发表了《行政学研究》至今，公共行政学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如官僚制行政理论、行为科学行政理论、民主行政理论、新公共行政理论等，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行为科学时期的行政思想进行重新阐述、解读和理解，以期系统地介绍行为科学时期行政理论特别是它的以人为本的行政思想的主要命脉、主要观点、主要思想，并寻找其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适应性。
    一、人本主义：行为科学时期公共行政思想之魂
    行为科学时期的公共行政学，主要是指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也有人称之为动态行政学时期或Y理论时期，其代表人物有罗伯特·A·达尔、乔治·埃尔顿·梅奥、道格拉斯·默里·麦格雷戈、切斯特·巴纳德、亚伯拉罕·马斯洛等。从总体上来说，这个时期公共行政研究的特点是用动物学和心理学的方法，研究人类行政行为的心理和行为的特点，并试图抽象出一些共同的行政原则和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拓宽了公共行政学的深层次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对行政人员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更值得称道，在个体行为、团体行为、组织行为、领导行为和决策行为等方面的研究颇有建树，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自然论。纵观行政学研究的100多年，有两个维度是所有公共行政学研究者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维度是公共行政研究所应用的方法论问题，即自然论（也叫主观主义或自然主义），还是实证论（也叫客观主义或实证主义）；另一个维度就是关于公共行政应该研究什么，是研究政府官僚组织，强调组织对人的控制，还是研究个人的价值，追求个人自由。这样，我们可以把公共行政理论分为四类，如图所示：
    
    行为科学时期，公共行政学家不再一味强调事实与价值的分离，转而开始强调事实与价值的融合，用主观主义、自然论代替客观主义、实证论的界观和方法论，用“行为——过程行政观”代替“制度——功能行政观”。[1] 在放松组织控制的基础上，强调行政过程及环境对行政过程的制约，开始重视人的因素，突出组织中的人不再是被动的人，而是具有主动性的行政管理主体。
    2、关注人的行为，偏重于人的积极因素，研究如何使个体与组织目标相协调。长期以来，管理学思想都是建立在“传统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但在行为科学时期，以梅奥为首的人际关系学派通过霍桑试验，首次提出了“社会人假设”，弥补了行政理性理论学派“经济人假设”之不足。他认为，人并不是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他们除了有物质的需要之外，还有社会需要和心理需要，作为社会组织，就必须能在两个方面满足其成员的愿望：“一是在物质的和经济的需要上得到满足；二是在整个组织中的自发的合作得到保持。”[2] 这一时期，对组织中的个体行为也开始进行研究，最有影响的则属于心理学家马斯洛，他在《人类动机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他把人的各种理论需要归纳为五大类，并依据其重要性和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成一个需要等级，即生存需要、安全需要、感情需要、成就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紧随其后，麦格雷戈提出了著名的“X理论和Y理论”，他认为，在传统的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和管理学者其于对员工的“X理论”的基本假设，因此管理的根本方法是依靠报酬与惩罚、诱因与威胁、强迫与控制。但“这种管理方式哪怕是以最弱的形式表现出来都是无效的，因为它忽视了个人的社会层面和自我层面的需求，现代社会科学对于这些重要性的确认，导致公共选择的又一套有关人类行为的新的假设以及相应的新的管理方法”，这就是他所提出的“Y理论”[3]，根据这一假设“管理者必须努力确定组织成员的需求和欲望，然后协助个人确定他自己的个人目标，以使个人通过努力完成组织的目标来充分实现自己的目标”。[4] 其他的心理学家也从人的动机、需要、目标、行为等方面提出了不同的需要理论、期望理论、激励理论等。从实质上来说，这些思想都是从人积极的一面出发，探讨的是创造一种健全的组织机构的方法，以便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力。
    3、开创了人的行为和社会环境对公共行政学影响研究的先河。传统的行政理论“是通过造就一个程式化的、静态的‘行政人’（它是18世纪理性人的现代子孙）来建构行政科学”[5]。而最早对行政环境进行研究的莫过于这一时期梅奥等人进行的霍桑试验，并以试验结果为依据，提出了完善管理的一些新的原理。[6] 对行政环境进行系统深入论证的则是美国行政学家罗伯特·A·达尔。他在《公共行政科学：三个问题》这篇经典之作中专门论述并着重强调了研究人的行为和社会环境对发展公共行政学的重要性，并以英国文官制度与英国的国情为例，对公共行政与行政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从而得出公共行政与行政环境之间存在着以下三种关系：由于行政环境的不同，行政管理的作用具有独特性，“对某一民族国家环境中的公共行政管理的作用做出的概括，不能普遍化并运用于不同环境中的公共行政管理”；行政方式和行政原则具有特殊性，“只有深入研究与公共行政管理关系密切的各种国家和社会的特性，才会有真正普通的行政方式原则的概括”；公共行政的研究深受到行政环境的影响，“公共行政研究并非取决于规定狭窄的技术和程序方面的知识，而是扩大到各种历史的、社会学的、经济的和其他条件性的因素，它不可避免地必定会成为一门基础性学科”。此外，巴纳德也从行政组织的角度对行政环境进行了研究。这一时期对人的行为和行政环境对公共行政影响的研究成为后来行政生态学的理论渊源，为公共行政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视角。
    4、提出了组织平衡、组织参与等新的组织人本主义。这些观点首先表现在非正式组织理论的提出。行为科学学家认为，在正式组织中，存在着各种非正式组织。在此基础之上，他们对非正式组织后果、功能进行了分析。其次，运用系统的观点研究了组织的本质及其组织领导的职能。他们认为，“社会的各级组织都是一个协作的系统，即由相互进行协作的各个个人组成的系统，这些协作系统是正式组织，都包括三个要素：协作的意愿、共同目标、信息联系”，而组织中领导的职能“就是作为信息交流的渠道”，“在扩大合作和选择的范围上，在促进个人的发展中，行政人员都承担着道德上的责任”[7]。再次，首次提出组织平衡和组织参与理论。组织作为“有意识地协调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的活动和力量的基石”，它的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组织成员的愿意并且确实能够进行正式的协作，即参加和不愿意离开组织，为实现组织的共同目的作出贡献。这两个条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对其成员的吸引力，二是组织成员对组织的贡献，这就是“组织平衡论”，亦称巴纳德—西蒙的“诱因——贡献理论”。此外，他们还认为，组织的发展必须依靠个体的参与，为了组织合作获得成效，通过参与使个体的需求和欲望无论理性与否必须得到满足。“当个体发现他的行为能够有效满足他的动机，那么他就将继续自己的合作的努力；如果不能满足，他就将停止自己的合作。”这一时期，他们采用社会行为科学的观点来研究组织问题与管理理论，对传统的组织与管理理论进行了批判，初步建立了现代系统组织理论，其思想奠定了现代组织的人本主义与公共行政人本主义的理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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