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再看“情境”。这是需求方的概念。公民的公共需求，虽然可以概括成一些抽象的条条，但回到需求本身看，每个公民的公共需求其实都是非常具体的，具体到可以还原成可体验情境。从后现代观点看，到位的公共行政，是在提供基本公共产品的基础上，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公共产品供求。在这个场中，有四年才响应一次全体公民发力节点(如总统选举)，也有每时每刻都在对公民进行响应的发力节点(如基层组织)。同样，公共行政主体表现的意向性，也越来越变成切合情境的意向性，保证话语是针对特定事件、特定语境下的行为；强调普遍的参与以及实质性的贡献。这就是公共能量场的理论。
    公共能量场是公共政策得以制定和修改的表演社会话语的场所。这一制定和修改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种话语进行对抗性交流的过程，是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话语在某一重复性的实践语境中为获取意义而相互斗争的过程。这里要避免两种倾向：无政府主义和独白性的官僚制模式。为了避免陷入无政府主义，福克斯和米勒引入哈贝马斯的理想交谈和交流能力理论，对话语意义的真实性或者说真实话语的条件作出了严格的限定：交谈者的真诚、表达的清晰、表达内容的准确以及言论与讨论语境的相关性。为了避免独白性的官僚制模式，福克斯和米勒又引用汉娜·阿伦特的对抗性的紧张关系的观点，即在话语中，期望着意义之战，期望着争辩、论证、反驳，而不是和谐的异口同声，也就是说，参与对话的双方是一种结构性的关系，他们之间既是平等的，同时又是对抗的、相互辩驳的。那么，如何在众多的对话形式中发现或创造某种形式来真正推动公共政策问题的有效解决？根据关于形成真正的政策对话的诉求，福克斯和米勒确立了四个判断话语正当性的原则：真诚；切合情境的意向性；自主参与；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5] 118对福克斯和米勒来说，这四个原则是缺一不可的。
    在这样的原则下，福克斯和米勒对现实存在的政策对话案例进行了梳理，他们发现对话有三种形式，即“少数人的对话”、“多数人的对话”和“部分人的对话”。显然，少数人的对话代表了这样一种政治，即通常是精英理论家在评论，[5] 126这除了导致强权之外，还有可能导致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公众的冷漠。而多数人的对话则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公众的意见很难一致。福克斯和米勒发现，一些人的对话优于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尽管它有限制参与的缺点，但切合意境的意向性和真诚性却是它突出的优点。
    在此基础上，福克斯和米勒设想了一种社区。在那里，有大家能普遍理解的话语规则以及参与互动型讨论会，不同的观点可以相互碰撞。[5] 152实际上，就福克斯和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观点来看，到位的公共行政，是在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如基础教育、国防、社会福利等)的基础上，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实现公共产品的供求。[6]
    四、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运用：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后现代公共行政，一般是在良好的现代公共行政基础上提出的问题。如果现代公共行政尚没有基础，照搬起来是不会有好效果的。后现代公共行政，对于工业化没有完成，工业化意义上的现代化尚没完全实现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是不可贸然施行的。拿科层制来说，在工业化条件下，不可能因为它有这样那样的不完美之处，就提出摒弃。
    尽管我国现阶段无法直接吸收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作为改革的政策选择，但可以提炼其中一些富有启发的理念，意在开阔眼界、启发思路。后现代公共行政推崇开放性思维方式。在后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看来，“一些人的对话”，正反映出一种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它是指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解释者与文本的对话，解释者与解释者的对话，这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过程。对话的本质并非是用一种观点来反对另一种观点，也不是将一种观点强加于另一种观点之上，而是改变双方的观点，达到一种新的视界。因此真正的对话总是蕴涵着一种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为了使真正的对话得以进行，后现代公共行政主张开放，主张倾听一切人的声音，哪怕是卑微的小人物的声音，以防人微言轻的悲剧再度发生。后现代公共行政认为，后现代语境下的政府面临复杂性、动态性和多元性的环境，公共问题的日趋复杂性，社会行动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使政府的不可治理性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政府不是惟一的“元话语”，而是通过政府与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的互动形成“话语”的共同治理，通过社会责任的共担，让民间力量释放出来，整合民间不同领域的力量，将民间资源导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行列，形成国家建设的协作网络，以实现治理的有效性。[6]
    无疑，这种以所谓的“对话指向”为实质的和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推出，不仅对于业已陷入两难政治困境中的现代西方人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对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而在其迈向社会政治文明的道路上举步维艰的中国人来说亦有其重要的启示。这种启示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其一，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消解“基础主义”的哲学范式。可以说，一切旧有公共行政理论实际上无一不是建立在一种先入为主的哲学基础之上：或强调个体本位，或强调社群本位；或从经济人出发，或从社会人出发；或立足于市场，或立足于国家。也正是基于上述的种种哲学假定，才引发了诸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种种无穷无尽的理论争执和冲突。与之不同，后现代公共行政不是从这种各执一端的理论假定出发，而是使我们直接诉诸于生动的社会对话，通过这种生动的社会对话而最终消解了公共行政理论的种种基础主义的神话。这不仅意味着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的种种争论行将结束，而且实际上也宣布了一种“后哲学”时代的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哲学范式的诞生。
    其二，它为我们展示了一条“居间”的行政体制改革的道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步伐已将我国政治现代化这一历史性课题不容回避地提到了议事日程，而这种对政治现代化的诉求实际上又将我们置身于一种行政体制改革的两难困境之中：是完全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的那种惟理性的行政模式，还是重新回到我国古老的惟价值的社群主义传统。然而，后现代行政的对话主义所兼涵的合理性与合价值两种取向表明，一种摆脱了所谓的“深刻片面”的“居间”道路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这同时也告诉人们，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肩负着双重使命，其既需要积极借鉴前者以使现代的权利政治、法制思想发扬光大，又需要重新发掘后者以使日渐淡忘的传统的公益政治、共和精神得以再度复兴。
    其三，它为我们建立了一种“构成主义”的新的决策方法。其实，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所出现的两难困境也体现在管理的决策方法上，其集中的表现形式就是上层决策者决定论的单一政策模式与基层民众多元自主选择意志之间的严重失衡。而我国经济、行政体制改革中所出现的“收放怪圈”、“集权分权悖论”等等现象无一不是其明证，它使我国社会改革往往最终陷入一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这一欲罢不能的周期性的危机之中。在这方面，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构成主义”的决策方法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走出这一困境的可资借鉴的途径。它把决策看作是一种从特定语境出发和不囿于既定模式的政治参与者之间不断互动和协调的对话过程，使决策一方面维护着其政策和制度的合理性、稳定性，另一方面又始终不失其政策和制度的开放性、灵活性。
    耐人寻味的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其实既是极其前卫的又是不无传统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所倡导的哲学理念和方法同时恰恰似曾相识地可看作是向我国古老的“中庸”、“权变”等政治思想的回归。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充满着政治智慧的中国人不仅可以从容应对历史对之的政治挑战，而且今天依然可以在再建自己的政治文明中继往开来地重铸时代的辉煌。[7]
    本文为水利部项目《水利部政务公开制度建设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李传军，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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